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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富泉：改革開放是繼往開來的傳家寶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加快現代化建設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號召我們不懈探索和把握規律，奮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記者為此採訪了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張富泉，請他談學習十八大精神的體會，並就改革攻堅的戰略問題進行分析解答。

記者：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兩個目標並列相提。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怎樣破解改革攻堅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難題？作為長期研究改革開放和鄧小平“三步走”戰略部署的專家，想請您就此問題談談學習體會？

張富泉：黨的十八大標志著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十八大報告博大精深，習近平總書記當選后與記者面談言簡意賅，贏得了國內外的普遍好評。結合學習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他十分明確地提出“按照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部署”，“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實質上就指明了改革攻堅的方向和途徑。可以說，“三步走”的共同富裕道路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自我完善。隻有按“三步走”戰略部署走共同富裕之路，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的正確選擇。否則，不是回到大家受窮的另一種形式的“大鍋飯”老路上去，就是滑向貧富懸殊的兩極分化邪路。

記者：您出版的《鄧小平戰略設計：共同發展富裕的中國定律》一書，受到了鄭新立、陳棟生等知名學者的好評與廣泛贊譽。請您結合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談談如何“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張富泉：美國2009年出了《巴菲特計劃：隻有巨富才能拯救》一書，曾受到《紐約時報》、《出版者周刊》等媒體的熱捧，巴菲特、蓋茨和芒格等超級富翁們還聯手簽名推介此書。這在美國乃至全球一時傳為佳話。由於受到這本書名的啟發，我們寫了《鄧小平戰略設計：共同發展富裕的中國定律》。為什麼要寫這本書？這絕沒有要跟政界、學界巨頭納德頂牛的意思，實在是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國情之所系。

因為中國根本不同於美國，最基本的事實是中國的國土面積與美國相當，但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尤其是最適宜人居與經濟活動的平原中國隻佔到12%而美國卻佔到70%。若將這幾個數字作出簡單比算，就會發現中國人均佔有空間和資源不到美國的1�20。因此，中國根本不同於美國，美國人不宜把中國看得太簡單，中國人也決不能拿美國來比中國。美國人均佔有空間和資源較多，形成高度壟斷的巨富，便於避開臃庸的官僚體制和繁瑣的法律程序，展開高效率救災救急，也許確如納德所說“隻有巨富才能拯救！” 而中國人多而物寡，財富過於集中勢必擠壓絕大多數人生存空間。為什麼中國歷史上每隔幾百年就來一次農民戰爭，說到底就是富人壟斷囤積，窮人缺衣少食，隻好一次又一次“均貧富”。因此，如果歷史地看過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其卓越貢獻就在徹底打破了中國王朝興亡周期率，開創性地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也就是按“三步走”戰略部署走共同富裕之路。

記者：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隻有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才能在建黨百周年時全面建成小康，在新中國成立百周年時建成現代化強國。請您就這兩個百年的宏偉目標，具體談談怎樣按照“三步走”戰略部署走好共同富裕的道路？

張富泉：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當務之急就是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毫不遲疑地破解改革攻堅的難題。十八大閉幕才6天，李克強同志就主持召開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就在這個會議上，他首次提出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靠什麼？改革開放就是強大的力量。他還特別強調指出，經濟體制改革走到今天，碰到的問題千頭萬緒，眉毛胡子一把抓，有可能事倍功半，但如果抓住牽一發動全身的改革突破口，不僅可能事半功倍，甚至可能是十倍、二十倍。

怎樣選准改革攻堅的突破口？按照鄧小平“三步走”的戰略部署，前兩步到2000年用兩個十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關鍵就在自1980年開始推行財政承包制及后來的分稅制，極大調動了地方經濟發展競爭的積極性，從而實現了前兩步用兩個十年GDP翻兩番的預期。然而，建立在財政承包基數上的分稅制畢竟是過渡性的，現在進入新世紀已有12個年頭，如果仍舊滿足於這種不完善不規范的分稅制，勢必帶來越來越嚴重的差距拉大、市場分割、貪腐滋生、生態惡化和社會公平正義等諸多問題﹔延續時間過長過久一旦失卻深化改革的大好時機，甚至還會有葬送整個改革前程的危險。因此，深化改革必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仍需從完善分稅制的根本利益機制上選准打破堅冰的突破口，形成推進整個改革的倒逼機制和骨牌效應，從而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制度化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記者：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和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為什麼說要從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攻堅上實現新突破？

張富泉：這是中國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戰略部署和“兩個大局”的頂層設計，也是客觀經濟規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國情所決定了的。財政政策是經濟政策的核心，在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如此。因為中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它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比較而言，特就特在政府不僅干預經濟而且直接參與經濟，也就是多有了地方政府參與市場經濟這麼一個主體，且其競爭行為不像企業和個體那樣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GDP崇拜與追求增值稅等財稅收入的最大化。

比如，西方企業和個體作為自由競爭的主體，往往採取某種意義上的全國財政“大鍋飯”體制，來克服公平的市場競爭可能導致社會福利分配的不公，以維護企業和個體持續的自由競爭。像德國財政橫向平衡制度就是典型的“大鍋飯”體制。這種體制還對德國統一起過重要誘致性作用，可統一后原西部老州又對吃財政“大鍋飯”強烈不滿。但就因地方政府無關經濟緊要，企業與個體才是市場主體，結果財政均衡不僅不影響經濟發展，而且還促進了東、西德市場統一並間接維護了自由競爭秩序。特別是澳大利亞一類資源型經濟國家，實行政府間按人均百分之百的財政均衡，同樣由於地方政府不參與經濟從不妨礙經濟發展。但我國實行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離開地方競相發展和GDP崇拜的強烈沖動，就談不上改革開放和發展，像前兩步實現翻兩番就根本無從談及。因此，在什麼時候採取什麼樣的財稅體制，我們不能不考慮到地方發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