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實施統計常住人口“標准人”分配，泛珠三角、泛長三角和大環渤海這一中國特有的均衡性區域資源十分重要。如果沒有這組趨同俱樂部區域“均衡三角”，區域財政橫向均衡制度就無所依托而無法實施？

張富泉：的確如此。如果說過來的財政承包制與分稅制，建立在東、中、西縱向非均衡區域與省級財政體非均衡競爭的基點上，那麼與國際接軌的完善的分稅制，就必須構建在泛珠三角、泛長三角和大環渤海橫向均衡性區域與區域財政橫向均衡的基石上。這三大橫向財稅區的“均衡三角”，可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命力之所在。因為市場經濟的生命在於公平競爭，由於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地方政府需得參與市場經濟競爭，這就需與企業、個體競爭者同樣具備公平的起點。而在東、中、西縱向區域條件下省級財政體的競爭，各個省級區域發展基礎與條件相差懸殊，如同奧運會與殘奧會同台競技隻會造成混亂失序的狀態。一方面，各省級財政體出於地方利益的剛性，加之區域差異與非均衡勢必導致普遍的市場分割，難以實現全國市場統一﹔另一方面，經濟越往前發展區際差距就越大，為抑制和縮小這種差距，隻能動用越來越多的行政干預措施，結果市場化改革距離市場越來越遠。按照“三步走”戰略部署和“兩個大局”戰略轉換的要求，“反過來”構建沿海幫助內地共同富裕的三大財稅經濟區，這樣重塑區域經濟平等競爭的主體，東、中、西區際間越來越大的地區差距，將被泛珠三角、泛長三角和大環渤海橫向區域均衡發展所取代﹔現有省級為主的市場利益分割的格局被打破，全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得以最終形成﹔市場規范相應帶來行政行為的規范，加之趨同俱樂部區域構成江河上下游生態貢獻區與受益區的統一財政體，十分有利於類型區有序開發的統籌協調和生態環保等，因而將從根本上解決差距拉大、市場分割、貪腐滋生、生態惡化和社會公平正義等區域經濟社會問題。

記者：這樣看來，完善分稅制確是十分重要的改革新突破。問題是按照“三步走”戰略部署，需選擇在達到小康目標后的新時期。請問基本小康與全面建成小康有沒有不同，您認為轉向這種完善的分稅制應選擇怎樣恰當的時機？

張富泉：黨的十八大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出了五位一體推進的目標，並首次把全面建成小康和全面深化改革兩大目標並提，可見完善分稅制改革的新突破已是當務之急。應當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當年鄧小平提出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千美元的基本小康，要更全面也更加強調要夯實基礎。但不管怎樣，在2000年實現前兩步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后，就要“反過來”實施橫向區域財政橫向均衡的拐點是確立的。事實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重在強調中西部地區加快建成小康社會﹔而在初步進入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東部沿海地區，要實現新的更高層次的發展，也越來越離不開中西部內地小康社會的加快建成。因此，現在正是構建沿海與內地共同富裕發展體的好時節，隻有按照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部署，盡快構建沿海幫助內地的三大橫向財稅經濟區，才能堅定不移走好共同富裕的道路。

特別是從泛珠三角、泛長三角和大環渤海的均衡度來看，這三大財稅區的均衡曲線與其投資均衡密切相關。如1980到2000年三大財稅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均為7億多元，正是鄧小平預定戰略轉換的最佳拐點﹔到2008年29年間，泛珠三角、泛長三角和大環渤海累計投資額分別為28.89、30.41和29.80萬億元，投資額高低區際差系數僅為5%，相應地期末年即2008年三大財稅區的GDP均在11萬億元左右，地方財政總收入上下差距不到10%﹔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區際差，也分別由1980年的10.25%和14.58%相應縮小至2008年的10.19%和5.69%，可謂仍然是其投資相對均衡期與重要轉換期。此后由於陷入所謂“領導發話、發改委立項、財政拿錢”的無序投資狀態，2009-2010僅兩年的時間，泛珠三角、泛長三角和大環渤海固定資產投資就分別達到16.13萬億、15.65萬億和17.24萬億元，前期總投資最高的泛長三角降至最低，這兩年與大環渤海形成的投資差額，超出了前29年區際差的總和﹔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區際差相應由2008年10.19%和5.69%，反彈到了2010年的11.09%和14.76%的水平。可見相對於2000年戰略轉換的區域均衡的最佳拐點直至2008年的重要轉換期而言，自2009年起可說已開始進入戰略轉換的基本均衡期與深化改革越來越緊迫的時期。

這樣看來，鄧小平不僅提出了“三步走”戰略部署和“兩個大局”戰略轉換的路徑與時機，而且其實施前兩步翻兩番戰略目標的東、中、西縱向區域非均衡發展，還為“反過來”實施第三步戰略目標和構建橫向區域協調互動的發展機制，打造了泛珠三角、泛長三角和大環渤海一組趨同俱樂部區域的平台。因此，不失時機地依托這一“均衡三角”的區域平台，實行按常住人口“標准人”分配的區域財政橫向均衡制度，即如馬克思所論述的通過起點公平以及規則公平而達致終點的公平（毛程連等，2003），則可形成統一市場與公平競爭的秩序並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最終完善，從而使改革開放順利進入縱深領域和制度化建設新時期。同時，還可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一種新的經濟民主制衡機制，在理順央地、地地財政關系的過程中，做到既促進央地政府職能分開，又健全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國。

記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職能能夠分開嗎？

張富泉：不僅能夠分開而且必須完全徹底分開。因為市場經濟的生命力在於公平競爭，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就不可能有公平競爭。解決的辦法，就是央地政府職能徹底分開。地方政府盡可能多地退出甚至完全退出經濟監管領域，主要致力於區域經濟發展與市場公平競爭。中央政府及垂直部門隻起“守夜人”作用，維護好區域、企業、個體等市場主體成員的平等地位、等價交換規則和公平競爭秩序。馬克思對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作過全面考察后，提出通過起點的公平以及規則的公平而達致終點的公平，並認為規則公平實際上是對起點公平的必要補充（毛程連等，2003）。有了泛珠三角、泛長三角和大環渤海這組趨同俱樂部區域公平競爭的起點，確保其競爭規則與過程公平則成為完善分稅制必需的制度保証。因此，中央政府“守夜人”的首務之職，就是對三大財稅區在立項、用地、財稅、金融等行政性資源配置上，必須嚴格實行“取之同等、予之等同”的原則，使之在其競爭公平的起點上確保競爭規則與過程的公平。

記者：光憑政府“守夜人”的覺悟，沒有相應的制度約束恐怕還不行。怎樣用適宜制度來保証區域競爭規則與過程的公平呢？

張富泉：這就勢必要求規劃體制的配套改革。一般情況下，越是適應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的區域規劃與政策，就越不適應於區域協調均衡發展的戰略。廣而推之，從計劃經濟時代流行至今的規劃和預算兩個報告分讀的體制，恐怕也不能不做出某種完善與改進。在這個方面，可借鑒德國由聯邦財政部長牽頭共同組成聯邦財政計劃委員會的作法，在國務院統一領導下，由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牽頭，央行與國土、勞動、環保等部門參與咨詢，並吸收“均衡三角”各區域部分省（區市）代表參與，組建具有相當權威的國家總體規劃加三大財稅區規劃即“1+3”規劃統籌辦，擔負起統籌規劃、制定預算、協調利益等重要職能。並將“1+3”規劃的制定與實施的過程，作為一項重要議題落實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的民主決策過程中，最終採取票決制予以審定，以強化“均衡三角”經濟民主制衡機制的作用，最大限度地落實公平、公正、效率與理性的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按照“三步走”戰略部署，實施“兩個大局”戰略轉換形成的區域“均衡三角”，既是新形勢下完善分稅制的必要依托，又具備經濟民主制衡的政治體制自愈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