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這樣按國際慣例實行常住人口“標准人”分配，是不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新突破？能不能帶來中國最大的紅利？

張富泉：按國際標准以常住人口“標准人”分配地方財力的完善的分制稅，無疑就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財稅改革新突破。可以說，這一改革措施將為全中國帶來巨大的紅利，這是完全感受得到且可以計算出來的。比如，改革按財政供養人口計算地方財力的老套路，實行與國際接軌的按常住人口分配財力，人口居住哪裡就能把財政公共服務帶到哪裡，農民進城既能把當地蛋糕做大，又能增加當地常住人口讓蛋糕分得更多，還能帶來消費增強經濟拉動力。這樣，沿海先一步發展起來的地區和城市，就再也不會採取“勞動承接、戶籍拒絕”的作法，那麼常年往返於城市打工地與農村戶籍地的候鳥型農民工現象也將不復存在。全國將有約2億人口且90%以上來自於中西部農村的游移人口，則將穩定地轉入城市與沿海地區，相應地我們的城鎮化率質量將由目前按戶籍人口的35%左右，提高到按常住人口的51.27%，並提升到符合工業化與經濟發展規律的附加滯后值12.31%（施建剛等，2012）即63.58%的正常水平，則城市應有的真實消費人口將增加一倍左右，按全國城鎮人口消費約為鄉村人口3.6倍計算，則相當於全國現有消費翻一番，僅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一項，每年就可增加約20萬億元。

這樣，整個經濟發展將進入消費為主動力常態化的良性循環，經濟發展方式隨之發生根本性轉變。進城打工者收入大量用於就業城市購房安置等長期性消費，巨大消費資金不再轉化為農村自建房等分散性投資，投資膨脹和亂佔濫建損壞耕地與環境的現象，必將從體制機制上得到遏止。於是，人口自由流動“用腳投票”的規律發生作用，勢必帶來差距收斂、生態恢復與社會和諧等眾多良性效應。一方面，沿海城市地區將更加成為產業與就業、人口與消費的集聚集中地，一批上億人口級的現代城市群崛起將使我們的綜合國力得到很大提升。而在另一方面，什麼“候鳥型農民工”與“三農”問題、荒漠化災害與生活面源污染問題、“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有礙生態、有損尊嚴的人口資源環境問題都將不再存在。同時，環繞或寄生於這種體制上的相關權力部門的人員經費與某些黑腐現象，也會因為按財政供養人口分配的舊體制消亡而消失，僅每年用於這方面的稅費開支就可節省數千億甚至上萬億元。像這樣加減乘除理論概算下來，此項完善分稅制改革所帶來的積極引致效應和經濟紅利甚至不亞於再造一個沿海。反之，滿足於央財不差錢的體制現狀，繼續流連於按財政供養人口計算地方財力的不完善、不規范的分稅制，結果造成沿海與內地、城市與鄉村雙重二元結構的固化，我們所面臨的越來越嚴重的地區差距問題、資源環境問題、公權私用與貪腐問題等，其所帶來經濟效益、生態環境和社會傷害等方面的直接間接性損失，可謂是有難以承受之重。

記者：不讓就業者在城市落戶屬於戶籍制度問題，能不能通過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來解決？

張富泉：看起來是戶籍制度在障礙著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人的自由流動，實際上卻是附著在這種戶籍制度之上的福利待遇和社會保障等公共財政制度，諸如子女上學、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和救濟等公共服務由誰來擔當的問題。事實上，所謂城鄉二元結構下的戶籍制度，這在國家層面早已鬆動且有不少已明令廢止，就因為其關系著地方財政利益及戶籍人口的切身利益，才至今仍在勞動力承接地得以普遍沿用。正是這種按財政供養人口而不是按國際慣例以常住人口計算地方財力分配的方式，造成地方利益分割的剛性，導致了多年來沿海與內地、城市與鄉村雙重二元結構的固化。從某種程度上說，不盡快改革這種財政承包基數上的分稅制，希圖用“搬遷發展來解決差距問題，用再造自然來解決生態問題”，勢必力不從心甚至結果適得其反。因此，必須按經濟規律辦事，發揮人的自由流動和遷徙對平抑差距、調節生態和助推發展的積極效應。這就必須按國際通常作法以常住人口來計算地方財力分配。當然，這種與國際接軌的按常住人口“標准人”分配，絕不能搞成西方式的財政“大鍋飯”體制，在我國隻能選擇在泛珠三角、泛長三角和大環渤海三大財稅區中進行，即實行央財縱向轉移支付下的橫向區域財政橫向均衡的制度。

記者：實行常住人口“標准人”分配，為什麼隻能選擇在三大財稅區中實行而不能在全國鋪開？

張富泉：習總書記說，人世間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勞動來創造的。中國有13億人口，需明白“眾養則患、用之則昌”的哲理。過去搞計劃經濟由國家統包統攬，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邊緣，若再大包大攬回到另一種形式的“大鍋飯”上去，到頭來恐怕也不會好到哪裡去。事實上，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特就特在以公有制為主體，與西方國家最大不同就是多有了地方政府參與經濟。而西方市場經濟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條件下，其企業與個體作為市場競爭的主體，聯邦政府財政均衡是要通過公平分配維持市場競爭的秩序，地方積極性與否並不影響到企業與個體的自由競爭。可見，採取與國際接軌的常住人口“標准人”分配，在我國基於地方競爭發展的積極性，決不能照搬西方財政“大鍋飯”體制，而隻能選擇在區域財政橫向均衡制度下進行。

這從改革前后的實踐來看，維系省級承包制及分稅制的地方預算體制，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地區差距與區域發展不協調、不經濟、不環保等諸多問題﹔而忽視地方積極性回到全國財政統收統支的老路上去則又有犧牲效率之憂，兩相權衡唯有選擇在國家與省級之間構建三大橫向財政經濟區，實行區域財政橫向均衡的制度。事實上，按照鄧小平的“三步走”戰略部署，實施“兩個大局”戰略轉換“反過來”的路徑，構建泛珠三角、泛長三角與大環渤海三大財政經濟區，每個區域都有各自的出海口和起龍頭作用的沿海城市群增長極與縱深的內陸經濟帶，要素優勢與稟賦優勢異質互補性極強，屬典型的內聚性經濟區。特別是這三大橫向區域改革以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基本均衡，財政經濟規模與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平均水平基本相當，資源稟賦與經濟要素等發展條件也不相上下，甚至連禁止發展區地級單元個數和生態環保的責任都大體一致，確是中國特有的一組內聚性趨同俱樂部區域，也是一種天然的均衡性區域資源的新發現。

記者：這樣構建沿海連接內地的三大財稅區，沿海與內地綁到一塊是不是新的平均主義？沿海經濟發達區會干嗎？

張富泉： 鄧小平向來反對搞平均主義，他說“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同步富裕“勢必導致共同貧窮。”形成沿海幫助內地共同富裕的財稅經濟區，沿海省市同樣有著強烈的願望。比如，廣東省最先打出泛珠三角的概念，還在2003年就提出構建“9+2”經濟區的設想。因為進入新世紀，沿海面臨的已是現代化建設新的發展問題，而內地仍然面臨著建成全面小康和脫貧致富的問題，沿海與內地誰不能離開誰。如果長期局限於東、中、西非均衡區域市場分割狀態，沿海是沿海，內地是內地，就談不上沿海幫助內地發展，那樣沿海既幫不了內地也拯救不了自己。因為不能帶動中西部內地共同富裕，則意味著巨大的內需市場和消費力不能釋放出來，那麼過多倚重出口拉動的沿海經濟始終是脆弱的，像2008年那樣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一旦出口受阻，其發展受到最大局限、受阻受損最大的是沿海而不是內地。

由此來看，共同富裕不僅僅只是政治口號而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定律。構建泛珠三角、泛長三角和大環渤海三大橫向區域經濟聯合的財政利益共同體，在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內地加快小康發展、縮小差距和公平正義的內在需要，也是沿海拓展內需、優化結構和現代化建設的迫切要求。尤其是在三大財稅區內分別按常住人口“標准人”分配，無論沿海和內地還是各省拿各省該拿的，並不存在誰佔誰的問題。以相鄰的廣東、湖南兩省為例，剔除常住人口統計中創造財富外溢或享有公共服務外溢的非真實因素，湖南常住人口（2007）“標准人”系數為1，則廣東省（2007）“標准人”系數為1.542。也就是說在泛珠三角財稅區當年財力分配中，按統計常住人口計廣東人均財力為湖南的1.542倍。另一方面，常住人口“標准人”系數高，保增長和財政增收的壓力也要大。同樣以廣東省為例，由於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GDP增速比上年下降1/3，常住人口也少增加了20萬人，相應地其“標准人”系數下降到1.426（湖南系數仍為1），當年“標准人”結算財力比按上年“標准人”預分配財力需減少234億元，相當於其當年結算可用財力的1.8%。

記者：這種“標准人”公式化分配的結果，也就是剔除出勞動財富外溢或公共服務外溢的常住人口“誰也不佔誰”的分配。從廣東的情況可以窺見，區域財政橫向均衡的“標准人”分配，還能體現公平與效率的兼顧和有機結合，似乎更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與競爭？

張富泉：對！這從過來以省級為主的財政分配體制看，在同一個省域的市縣之間已基本實現財力均衡與公共服務均等化，就是因為省級區域競爭格局的形成調動了地方發展積極性，才一直保持著財政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同理，構建泛珠三角、泛長三角和大環渤海三大財稅區，實質上就是要把以省為主的東、中、西非均衡區域無序競爭，整合引導到這三大趨同俱樂部區域有序競爭上來。這樣在同一個大區域內對省級財力實行橫向均衡分配，隻要在省級以上的大區域之間形成競爭發展的格局，公共服務均等化就不會造成經濟增長與財政增收的效率及動力機制的損壞。特別是沿海和內地經濟互補性極強，構建三大橫向財稅區實質上又是拓展區域橫向經濟聯合與協作。這樣造就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機制，空間結構布局將從根本上得到優化，還能帶來巨大宏觀經濟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從這個意義上說，沿海三大城市群按流域、地域連接三大內地帶，無論哪個財稅區都將實現遠遠大於1+1的收益。因此，在三大財稅區內按常住人口“標准人”公式化分配，各省“誰也不佔誰”但誰都會比過去拿得多。沿海和內地隻要算細賬、算大賬，就決不會有不樂意的。

記者：這種完善分稅制改革的新突破，改按常住人口分配財力是與國際接軌，而實行區域財政橫向均衡又是調動地方發展積極性的國情要求，完全符合“三步走”戰略部署和共同富裕的戰略路徑。不過，在三大財稅區內實行常住人口“標准人”分配，有沒有什麼依據？

張富泉：市場經濟即法治經濟，這首先就應體現在財稅制度的設計與管治過程中。法治理念和法學功底十分深厚的湖南省委書記周強同志，一直重視這方面的深入研究，因為法的精神必須體現在財稅分配體制的根本利益機制上。裡根政府開啟全球性財政分權主義，就建立在“讓每一個處於平等地位的人都得到平等的財政對待”的布坎南模型和聯邦基本法的基點上﹔德國財政橫向平衡制度的設計，其“假定各州人均消費水平基本相同”的理論，就來自其聯邦基本法“保証社會成員基本權利、享有基本生活水准”的規定。這裡，對三大財稅區常住人口“標准人”公式化分配的設計，實質上就是按照“三步走”戰略部署和“兩個大局”戰略轉換的要求，基於以人為本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假定各省（區市）人的能力和努力程度的平均水平以及外部環境包括公共服務等（應當）給予的條件相同的理論基點。應當說，這種設計理念與方案，既借鑒了布坎南模型和德國財政橫向平衡制度的成功之處，又體現了中國式的法治特色，也是從鄧小平“三步走”戰略部署與科學發展觀完美結合的邏輯推論和精確計算得出來的。

對常住人口“標准人”分配模型的理論設計與推演過程，具體可見《鄧小平戰略設計：共同發展富裕的中國定律》這本書的第四、第五章。它既體現了法治的市場經濟的一般性特點，又突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顯著不同。第一，它與西方財政體制特別是德國財政橫向平衡制度的根本區別，是央財縱向轉移支付下的三大區域內的“標准人”分配，而不是全國范圍內新的“大鍋飯”體制。第二，體現真正意義上以勞為主的要素分配原則，並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經濟、生態、社會、文化、政治五因素的廣義財富觀。第三，借鑒德國財政橫向平衡制度的收入預分配和財力需求最終平衡比例參數，綜合考慮財力需求因素人均財政支出佔70%和收入因素人均GDP與人均財政收入各佔15%，並借助《中國統計年鑒》2000-2008年的數據作測度設計。這一方案經實証分析易於操作且能廣為接受，完全能夠達致公平和效率有機結合、相得益彰的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