泔水缸裡撈出癟三

大概在多老大尾隨牛牧師混吃混喝的時候，一個名叫巴克斯的英國人，也出現在了北京城裡。

此人不是老舍先生筆下牛牧師那種虛構的文學人物，而是真實存在的一個擁有男爵頭銜的英國貴族。在他的家鄉英格蘭的約克郡，人們先稱之為Sir（爵爺），然后才是他的名和姓，埃德蒙·巴克斯（或譯白克浩司、拜克豪斯）。他生於公元1873年，死於公元1944年，在北京差不多生活了大半個世紀。

這是一個極具侵略色彩的“中國通”和流氓意識的“漢學家”。對中國人來說，尤其對於經歷過八國聯軍和英法聯軍時代的北京人來說，那段屈辱的歷史，那些曾經趁火打劫的“中國通”和為非作歹的“漢學家”，早就被掃進垃圾堆了。然而最近，巴克斯的一本名為《太后與我》的書，先在香港問世，后在台灣出版，接著，在我們這裡，一些見利忘義的文化人，也將這個英國老癟三從泔水缸裡翻騰出來。可想而知，這本“睡”了慈禧太后的書，當紅一時，譯者和出版社賺了一個缽滿盆滿，連做夢也笑出聲來。但是，如此指名道姓地糟蹋死去的人，為老外作倀，給祖宗刨墳掘墓，若按中國人的傳統道德觀點衡量，早早晚晚是要受到天譴的。然而這有什麼辦法呢！人一哈洋，必無心肝，所以慈禧躺著也會中槍。

不過，細想起來，西方世界對付中國的手段、伎倆、把戲、招數，一蟹不如一蟹，不免可笑。從18世紀的炮艦政策，到19世紀的殖民蠶食，到20世紀的封鎖扼殺，到21世紀的分化支解，如今竟然墮落到用這等手淫式的文學作品抹黑中國，借以宣揚西方優越的沙文主義，標榜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這大概也確是無計可施，才出此下策。如果鴉片戰爭中的英軍統帥義律、巴夏裡，或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之流，從地底下活轉過來，看到他們的后人，居然下三濫到如此不堪的程度，恐怕又會氣死過去。

杜撰式新聞的祖師爺

巴克斯之所以要到中國來撞撞運氣，與老舍先生筆下的牛牧師之舅販毒中國，倒有相似之處。牛牧師的舅舅因為偷牛在美國混不下去，巴克斯因為債務纏身在英國混不下去，兩人走了同一條道。不過，牛牧師的舅舅因偷牛的緣故，被割去一隻耳朵，而巴克斯欠債高達32000英鎊，一抹臉宣布破產，就開溜到中國了。按18世紀英鎊的金本位制，每一個英鎊含純金7.32238克計，那筆錢差不多可以買下3萬頭牛，然而他卻屁毛無損，兩隻耳朵完好如初地在腦袋上呆著，出現於東交民巷原為淳親王府的英國大使館。

本來，巴克斯到中國來，走的是時任大清王朝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的門路，希望能在這樣一個肥得流油的衙門謀一份差使。不知是因他宣告破產的不良記錄，還是他聲色犬馬的浪蕩丑聞，不堪收留，考慮其精通中文這一點，赫德順水推舟，將他薦舉給英國駐華使館。此時，適為戊戌變法的1898年，到了9月份，形勢突變，住在頤和園裡的老佛爺，一舉扼殺光緒新政，下令逮捕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和梁啟超，並在菜市口處死譚嗣同等六君子。而當時《泰晤士報》駐遠東特派記者莫理循，偏偏在遠離北京的外地旅行，於是，越俎代庖的巴克斯以莫理循之名，在《泰晤士報》發表了一連串的北京電訊，其中有許多真假莫辨的“第一手”新聞、胡編亂造的獨家消息、扑朔迷離的宮闈內幕，以及無法証實的政變背景，一時間不但轟動英倫，歐美也為之側目。70多年以后，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費·羅珀經過研究查實，鄭重宣布，這一時期《泰晤士報》關於北京康梁維新以及隨后的政變報道，“絕大多數是巴克斯出於維持生計需要而進行的杜撰”。

文學允許虛構，不虛構哪來文學。新聞必須真實，不真實還能算是新聞嗎？那就是造謠了。百多年來，西方媒體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信口雌黃，扭曲真相﹔無中生有，捏造事實，煽動蠱惑，挑撥離間……看來，這是一脈相承，其來有自，祖師爺就是這位巴克斯男爵。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費·羅珀的結論，“杜撰”二字，正中造假作偽者的命門，不但一針見血地戳穿了巴克斯，也使偽善的西方媒體露出本相。如果說，男爵先生的杜撰，是為了“維持生計需要”，至少還要編得讓人信以為真，而系出同門的后續之輩，那些西方媒體的杜撰，為了西方世界的政治需要，迫不及待，明火直杖，鋪天蓋地，打上門來，要比巴克斯更為強勢。

“祝你不平安！祝天下不太平！”

辛亥革命以后，《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被民國政府聘為政治顧問，與這個杜撰式代筆者沒有繼續合作下去，但接替他的另一位《泰晤士報》駐華記者濮蘭德，由上海轉派北京。說是心有靈犀也好，說是一丘之貉也好，這兩個吃著中國，啃著中國，還恨著中國，罵著中國的洋人，一拍即合，臭味契洽，一點就通，相見恨晚。很快，一本題名為《慈禧外傳》，又叫《太后統治下的中國》的書，1910年出版。另一本《清室外記》，又名《北京宮廷的編年史和研究報告》，1914年出版。大清王朝剛剛斷氣，尸骨未寒之際，巴克斯的杜撰著作即應聲而出，這陣勢，這彩頭，最敏銳，最深刻，最及時，首席中國政治觀察家的身份能不穩操勝券地落入他的囊中嗎？

尤其《慈禧外傳》，由於擁有《景善日記》的“獨家資料”，等於是“庚子事變”全過程的實錄。此書不但展示清廷高層的內部斗爭，更揭露帝后之間的矛盾決裂﹔尤其吸引眼球的是，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慈禧細節，幾乎就是一本有關這位太后淫亂的性生活史。此書問世，立刻在西方世界引起轟動，出版后的最初一年，就再版重印了十多次。

不過，民國初年的出版業者，比較謹守本業行規，雖然這是撈錢的好生意，卻沒有很快翻譯出來，大賺一筆。正當大多數國人對此書懵懂不知之時，稱得上既深知西方，更精通漢學的第一名人辜鴻銘，遂即對這本書表示出了“極大憤慨”。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忠實衛士，辜鴻銘對於濮蘭德和巴克斯及其《慈禧外傳》的憎恨，首先出於他欽慕西方人士對於王室和國君榮譽那種與生俱來的珍惜和尊崇。”其實，這位天真的老夫子，哪裡知道這些穿著燕尾服的帝國主義分子，在他們眼中的中國人，即使不是野蠻人，至少也是與非洲的黑人，與美洲的印第安人，彼此彼此的低等人。辜老先生啊，殖民者視你為劣質民族，你還想從他那裡獲得最起碼的尊敬嗎？西方世界裡，確有很多高尚人士，但也有更多不高尚的混賬。

老舍先生的《正紅旗下》裡，那個一隻耳朵的美國人，是這樣開導那個在北京傳教的窩囊廢外甥的：“在一個野蠻國家裡，越鬧亂子，對我們越有利！亂子鬧大了，我們會出兵，你怕什麼呢？問問你的上帝，是這樣不是？告訴你句最有用的話：沒有亂子，你也該制造一個兩個的！你要躲開那兒嗎？你算把牧師的氣泄透了！祝你不平安！祝天下不太平！”依此類推，便知道濮蘭德和巴克斯糟蹋慈禧，埋汰中國，不過是唯恐天下不亂的老把戲而已。

於是，風靡歐美的這本書，集丑惡淫亂於一身的慈禧形象，從此定格。后人對西太后的負面觀感、不良印象，都是受到這兩個“中國通”的《慈禧外傳》影響。幸好，曾任慈禧女官的裕德齡，用英文著述的《清宮禁二年紀》問世，這讓辜鴻銘鬆了口氣，倍加贊賞之余，還為此寫了一篇英文書評，發表在當時上海的英文報紙《國際評論》上。他說：“這部不講究文學修飾、朴實無華的著作，在給予世人有關滿人的真實情況方面（尤其是關於那剛剛故去的高貴的滿族婦人情況方面）要遠勝於其他任何一部名著。”最后這句話，顯然是沖著那兩位精於杜撰的“漢學家”而去。但這位享譽中外的大師，若是看到這個巴克斯接著寫的第三本書《太后與我》，我想，老先生未必能這樣平心靜氣了。

至於那些“扭曲了理智”的西方媒體，從那以后，迄今為止，依舊本著那位一隻耳朵的美國舅舅對他外甥的“開導”，加上巴克斯男爵的“杜撰”精神，妄自臆造著合乎他們口味的唯恐中國不亂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