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黨章發展看中國共產黨成功之道》

　　李大釗認為陳獨秀總受到警察監視騷擾，長久下去肯定不是辦法。為了幫助陳獨秀避免遭到迫害，他決定親自護送陳獨秀離開北京。他們設計了離京路線，決定先到天津，陳獨秀再由天津去上海。據李陳二人的朋友高一涵回憶，當時正值年底北京一帶生意人往各地收賬之際，李大釗找了幾本賬簿，裝扮成賬房先生，陳獨秀找了一頂氈帽、一件油背心，裝扮成老板，兩人雇用了一輛騾車，假裝收賬的樣子，從朝陽門離京南下。由於李大釗是樂亭人，講的是北方話，沿途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釗出面辦理，不讓陳獨秀張口，以免露出南方口音。就這樣，二人順利到達天津，陳獨秀立馬購買外國船票，坐船前往上海。在從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二人談話的內容旁人難以知曉。但這次分手后，二人相繼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共產黨的早期組織，確是事實。這就成就了歷史上“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 >>>閱讀全部

　　董必武回憶稱：“一大沒有任何文件，共產國際保存的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兩個文件沒有名字，沒有年月日。這樣的狀況，是什麼原因呢？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一大時共產國際派的代表是馬林(荷蘭人，托派）。他把當時的文件都帶走了，沒有交給共產國際。另一個原因是：一大以后好久沒有中央，文件沒有人管，那時我們也不知道有中央。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據。”>>>閱讀全部

　　從蘇聯返還的文件及陳公博碩士論文附錄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一共十五條，但現存十四條，缺第十一條。其中，陳公博論文附錄中的英文版注標明：“陳的稿本上沒有第十一條，可能是他在打次頁時遺漏了，也可能是由於他把第十條以后的號碼排錯了。”俄文版第十一條則標注：“遺漏”二字。這兩個版本証明，黨的一大綱領一共應該是十五條。但為什麼在兩個版本中都同時缺第十一條，現在沒有歷史定論。有人認為第十一條可能在原始中文文本中就有缺失﹔也有人猜測第十一條可能是關於黨的宣傳工作方面的部署，為了保密起見，沒有詳細列出。但事實是否如此，至今並沒有確切的答案。>>>閱讀全部

　　1921年，一大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十三人，分別是：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陳公博、包惠僧、周佛海。這十三名代表中，的確有個別人逐漸遠離黨組織，但大多數人堅守了自己的信念。
　　廣東代表陳公博，1922年自行宣布脫離共產黨，赴美國留學，后被開除黨籍。陳公博成為一大代表中最先脫黨的一位。1925年回國加入中國國民黨，並迅速進入國民黨核心領導層。最后，1946年由於追隨汪精衛叛國投敵被國民黨處決。旅日代表周佛海，一大后，由於陳獨秀在廣州無法脫身，由其暫時代理中央局書記，各方面實難以服眾。后到日本留學，實際脫離了黨組織。1924年回國，不久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后公開聲明脫黨。抗日戰爭期間，投靠日本當了漢奸。>>>閱讀全部

　　中共一大后不久，馬林就幾次建議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因為共產國際一方面幫助中共建黨，另一方面又覺得共產黨力量太小。在考察國民黨后，馬林認為中國革命最好的形式就是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開始，孫中山對國共合作並不熱衷。陳炯明叛變后，孫中山的看法發生改變，希望通過與共產黨的合作為國民黨注入新鮮血液。但由於當時共產黨力量尚不能與國民黨相提並論，因此，孫中山隻能接受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對於這樣的條件，中共表示不能接受。1922年4月6日，陳獨秀繞過馬林，直接寫信給共產國際遠東局維經斯基，陳述了中共不能加入國民黨的六條理由。>>>閱讀全部

　　此后，北伐戰爭開始。面對強大的敵人，國共兩黨之間雖然存在矛盾，但國民黨內反共勢力暫時還是有所收斂，兩黨基本能夠保持團結，北伐也取得成功。但是，由於中共中央“忽視了軍隊的爭取，片面地著重於民眾運動”，加上陳獨秀一味退讓，妄想通過退讓使蔣介石放心，使國共合作不致破裂，導致蔣介石步步緊逼。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共政變，在南京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相對立。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形勢更加危急。>>>閱讀全部

　　鄧穎超回憶，20年代黨員入黨時，雖然不挂黨旗，沒有舉行庄嚴的宣誓儀式，但它的嚴肅、庄重，仍使每個同志終身難忘。當黨組織的負責人(或介紹人)宣布接受自己成為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的時候，當他有力地宣布共產黨員應該遵守黨的守則的時候，自己的內心是十分激動的，下定決心誓為革命犧牲一切。她說：“我現在還可以清晰地記得守則的內容：遵守黨綱黨章，參加黨的組織，服從黨的分配，定期繳納黨費，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到底。因為那個時候的黨組織處於秘密狀態，對黨員遵守紀律、保守秘密的教育特別重視，抓得很緊。”>>>閱讀全部

　　實際到莫斯科出席六大的正式代表84人，以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身份出席大會者4人，指定與約請參加的代表54人，共計142人。84名代表的成分是：工人44人，佔52%﹔農民6人，佔7%﹔知識分子34人，佔40%。六大當時在遠離革命斗爭中心的國外召開，代表多數由中央指定，過分強調了工人成分，毛澤東、劉少奇等有豐富斗爭經驗和很高理論水平的同志未能參加。對此，周恩來1944年在延安中央黨校講話時曾總結， 六大代表成分是“不很健全的”。 >>>閱讀全部

　　八七會議作出召開六大決定時，並沒有考慮將會議地點定在莫斯科。因為在會上，中共中央領導人瞿秋白曾提議六大在港澳召開。最后，眾所周知，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開的。這也成為迄今為止，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當時國內白色恐怖十分嚴重，黨的領導干部不斷被敵人殺害，連黨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羅亦農也於1928年4月21日被敵人殺害，黨的組織也接連遭受破壞。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很難找到一個能夠保証安全的地方開會。即使勉強找到，也要時刻冒遭受破壞的危險，並且環境的不安寧也會給參會人員帶來焦躁情緒，不利於心平氣和地、認真深入地進行工作、討論解決問題。>>>閱讀全部

　　為了保証代表及時安全抵達莫斯科，共產國際和蘇聯給予了大力幫助。他們派人與中共臨時中央密切配合，在哈爾濱和滿洲裡等地安排地下交通站，接送代表們過境。當時中央研究了兩條線路，一條是陸路，即通過中東鐵路前往目的地，大部分代表走此路。具體路線是代表們分批由上海經大連到哈爾濱，然后到滿洲裡或綏芬河出境，再前往莫斯科。另一條是海路，即從上海乘船到大連或蘇聯海參崴，再轉乘火車前往莫斯科，少部分代表走此路線。>>>閱讀全部

　　1928年7月10日，六大召開的第23天，大會共有三項日程：通過組織問題決議案﹔通過修改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草案﹔選舉第六屆中央委員會。在進行第二項議程時，周恩來首先說明：黨章草案已由章程修改委員會修改了一半，因來不及修改完畢，所以提交大會討論修改。說明之后，即宣讀黨章修改草案並逐條討論通過，最后付總表決，大會一致通過了新的黨章。>>>閱讀全部

　　六大黨章是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上唯一在國外(莫斯科)修改和通過的黨章。雖然如前所述，共產國際幫助中共起草六大黨章草案時，盡量了解中國情況，但是，黨章畢竟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和參與下擬定的，共產國際對中國的了解有限。正如毛澤東后來所說：“中國革命問題，主要是由中國同志認識的，不是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志認識的，共產國際的同志就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中國情況。”這種情況導致黨章不可避免地脫離中國實際，並帶有明顯的蘇共黨章印記。>>>閱讀全部

　　實際上，不提毛澤東思想，恰恰是符合毛澤東本人意願的。現在看來，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至少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當時，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經驗，毛澤東思想還缺少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這一重要組成部分，提出的方針政策也有待於實踐檢驗。在這種情況下，提“毛澤東思想”顯得底氣不足，這可能是不提“毛澤東思想”的最重要原因。>>>閱讀全部

　　八大召開時黨執政隻有七年，要全面且深刻地認識執政黨建設的規律，七年時間畢竟太短了。雖然黨在執政以前積累了豐富的建設經驗，但是，執政以前和執政以后是黨的建設的兩個不同發展階段。執政以后，黨的地位、自身狀況、黨所面臨的任務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就必然對黨的建設提出許多新的要求。例如，黨的建設必須適應領導經濟建設的需要﹔建立科學的領導制度和組織制度，防止黨政職能不分、以黨代政和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加強對黨員和干部的約束和監督，防止利用職權謀取私利的行為和各種腐化變質現象，等等。因此，黨執政以前的建設經驗終究不能代替執政黨建設的經驗。八大時，黨隻有領導社會主義改造成功的經驗，還沒有經受社會主義時期曲折發展的經驗。>>>閱讀全部

　　在黨的性質方面，九大通過的黨章關於黨的性質的規定，與七大、八大通過的黨章大不相同。只是一般地提出“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拋棄了七大、八大黨章關於黨的性質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把黨的性質規定為：“中國共產黨是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在黨的指導思想方面,九大通過的黨章，對毛澤東思想作了歪曲，完全拋棄了七大、八大通過的黨章的馬克思主義觀點。
　　九大通過的黨章還提出“活學活用”這一不科學的口號，否認完整地准確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這就為斷章取義、實用主義地對待黨的指導思想提供了依據。>>>閱讀全部

　　粉碎“四人幫”以后，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提前召開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便確定黨的工作方針,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已經勢在必行。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來自全國各行各業、各部門的代表共計1510人出席了大會，他們代表著全黨3500多萬黨員。華國鋒主持了這次大會，並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
　　十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包括總綱和五章共十九條，在結構上恢復了七大將總綱和各章分開闡述的做法。作為一個歷史文件，十一大黨章最突出的特點是具有明顯的兩重性。>>>閱讀全部

　　十二大通過的黨章除總綱外，共十章五十條，對十一大通過的黨章作了許多有根本意義的修改，增加了黨的干部、黨的紀律、黨的紀律檢查機關、黨組、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關系等五章，其中黨的干部一章，是之前歷屆黨章所沒有的。
　　十二大通過的黨章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有了一個內容比較充實的總綱。總綱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對世界歷史的發展過程和我國當前所處的歷史階段，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巨大優越性和必將在全世界逐步取得勝利的前景，作了扼要的論述。對黨的性質、黨的指導思想和黨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的最終目標，對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黨的總任務以及國內國際方面的基本政策，黨的領導作用的基本原則和黨在國家生活中如何正確地發揮領導作用，都作了正確的規定。十二大黨章繼承和發揚了七大、八大黨章的優點，清除了九大至十一大黨章中的錯誤，實現了黨章的撥亂反正。>>>閱讀全部

　　黨的十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未對十二大通過的黨章作全面修改，只是對部分條文作了修正，也未對《修正案》作出說明。《修正案》共十條，涉及黨章中的十個條文，有13處增刪改動。
　　黨章的總綱部分沒有修改，但按十三大的《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報告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黨的基本路線以及加快和深化改革這一中心任務，實際上已經充實和發展了總綱的內容。>>>閱讀全部

　　從現實看，改革開放以來，要深刻認識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主要突破的是“左”的教條主義的干擾。在這個過程中，有右的思想影響，但是根深蒂固的是“左”的思想影響。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兩個基本點”的關系。右的思想，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全盤西化，實質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結果必然破壞改革開放。“左”的思想，對改革開放持懷疑猶豫態度，例如，認為多一分外資，就是多一分資本主義﹔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集體經濟成為“空殼”﹔和平演變的危險主要來自經濟領域，等等。這些認識實際上干擾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否定我國改革開放的具體政策，結果是束縛人們的思想，使我們再次錯過有利時機，延誤或阻礙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同樣會葬送社會主義。>>>閱讀全部

　　十六大通過的黨章將黨的性質表述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這樣表述黨的性質，切合我們黨的歷史發展和現實狀況，符合時代要求，有利於最廣泛地調動廣大黨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團結和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在黨的歷史上就曾提過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閱讀全部

　　2012年11月29日，在黨的十八大閉幕僅僅15天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來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重溫中華民族所經歷的苦難和輝煌，回顧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奮斗與探索。偉大的事業，源於偉大的夢想。習近平總書記語重心長地指出：“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歷史告訴我們，每個人的前途命運都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共同為之努力。空談誤國，實干興邦。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一定要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把我們的黨建設好，團結全體中華兒女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把我們民族發展好，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奮勇前進。” >>>閱讀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