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2】

二、三次秩序重建中的价值观念变迁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形态才是成功重建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呢？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对中国已经完成的三次社会秩序的重建逐一地进行分析。

第一次社会秩序的重建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秩序的崩溃走向封建社会秩序重建的过程。在这次社会秩序的重建过程中，社会价值观形态的变化呈现出由“多元”向“一元”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原来的社会中统一的天道观念随着天子权威的日益衰落而崩溃瓦解；另一方面则是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想层出不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社会思潮，以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为代表的先秦思想学说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在价值观出现“多元化”的背景下，呈现出“春秋无义战”的混乱局面。而其后在战国248年的时间中，有史可查的大小战争发生了多达222次，其惨烈程度远超春秋时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下》）。在秦汉帝国交替之际，虽然战争明显减少，社会动荡趋于缓和，甚至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短暂的平稳局面，但是从大的历史维度来看，整个社会秩序仍然处于“乱”的运行状态之下，并未达致社会的良性运行状态。例如，在汉景帝时期便出现了规模巨大的“七国之乱”，中央政权中关于对道和儒之间的争论也并未停息。这种局面最后终结于汉武帝时期。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开始，汉武帝通过多项政策措施，自上而下进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转型，代表着“一元”社会价值观的初步形成，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汉王朝的国力逐渐达到顶峰，社会秩序完成了由“乱”到“治”的社会状态的转变，儒家思想逐步自上而下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封建社会秩序重建成功。在其后的两千多年里，“以古文经为代表的传统儒学就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统治地位，并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合法性依据，虽然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但其基本精神和特点并没有改变，依然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圭臬”，［9］中国封建王朝历代关于社会秩序治乱的期待，均囿于儒家思想体系，以儒学为核心的“一元”价值观念一直保持着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统治，中国社会维持了长达两千余年的“超稳定性系统”。

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社会秩序的重建，是一次失败的社会秩序重建，整个社会并未实现由“乱”到“治”的社会变迁，而是充斥着战争和混乱。这一次的社会秩序的重建可以以1911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封建社会秩序的崩坏，第二阶段则是资产阶级秩序的重建。在第一阶段内，中国的传统社会秩序开始解体，国家逐渐堕入一种无序的状态。自1840年开始，中华大地充斥战争、天灾和饥荒。清政府的贫弱和腐败使得人民基本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而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10］以1895—1990年间的直隶省为例，这五年间直隶省先后遭遇水旱灾害，由于救灾不力，造成了大面积的流民。“地方凋敝已极，民生困苦异常，逃亡者十六，存者不过三四尔。而三四之中，饥寒而死者有之，果于鱼腹者有之”。［11］类似描述普遍出现在相关的县志之中。

与此同时，传统封建社会的“一元”价值结构开始解体，从顶层的国家精英到底层的一般民众都出现了期待的分歧性。例如，当时在如何应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清政府内部便存在多种看法。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一批官员认为“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12］认为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强国图存。以奕言斤为代表的官员群体则提出“我朝处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13］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14］在民间也诞生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思潮，他们提出变法的主张，“希望以变求通，通过制度的变革强国富民，医治民族的沉疴”。［15］这些对救国图存的道路争论，充分体现出社会各阶层对于国家未来的意见分歧，而背后的原因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输入打破了中国原有的文化体系，使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结构发生了改变。中国国民的价值观由原来的一元结构逐渐向多元的价值观念转化。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终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阶级构成上除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这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社会秩序重建并未成功。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从1911年到1949年，军阀纷争，内战不断，38年的时间内经历了多个政府的交替变革，风气混乱，贪官污吏横行，社会秩序陷于混乱，重建无从谈起。

这一时期价值观的变迁可以按照时间的不同划分为较为明显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1—1937年），社会价值观趋于多元，具体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间的对立和分歧。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300多个党派和团体，［16］也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等事件，充分说明了当时民众的社会价值观出现了多元并存的结构。第二阶段（1937—1945年），虽然由于全面抗日战争的影响使国家的社会秩序趋于恶化，但是社会价值观却呈现出“一元化”的趋势。抗日救国成为普遍的国民认同，各个阶级党派组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进行抗日战争，展现了“一元化价值观”产生的巨大社会力量和国家凝聚力。第三阶段（1946—1949年），因为国共两党分别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三民主义”在民众中同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所带来的民众对中国未来期待的尖锐对立，这一阶段，价值观表现出明显的二元对立结构，随之而来的就是内战的爆发，并以共产党的胜利而告终，也宣告了二元对立价值观结构的终结。这一时期，虽然短暂的“一元”价值观焕发了巨大的社会整合力量，但是缺乏安定平稳的宏观环境，社会秩序的重建仍然是失败的。

第三次社会秩序重建始于新中国成立后。在这次重建的过程中，我们是以苏联为榜样，对苏联进行了全面而更为深刻的学习，正如毛泽东所说“苏联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7］这个学习几乎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70年代末，中国的社会运行模式基本上是在对苏式模式的借鉴下，结合中国国情的一条类苏式道路。这是一次成功的秩序重建，国家迅速恢复了政治平稳和经济秩序，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1953年到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平均达到了10.9%，［18］在随后的时间内，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是整体上保持了高于6%的年增长率，在世界上位居前列，实现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

在第三次秩序重建的过程中，社会的价值观结构呈现出由“多元化”的结构向“一元化”的社会价值观结构转变的趋势。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中国开始逐步破除旧的封建、半封建的价值观念，确立社会主义新型价值观念。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各族人民都有着尽快建立一个富强繁荣国家的强烈愿望，形成了一元的“高度集体主义”的价值观。［19］具体表现为党和人民的意志高度统一，人民群众的奉献精神空前高涨。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提出的，“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20］正是由中央提倡，人民群众广泛认同的“集体主义”社会价值观，为政治和经济的成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社会运行整体上达到了“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状态，仿苏式社会主义秩序的重建宣告成功。

纵观三次社会秩序重建的过程，社会价值观在社会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展现出巨大的力量。正如梁漱溟曾指出的，古罗马衰落的教训——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神”，来支撑其伟大的局面，进而导致“人们精神无主，罗马亦不能不衰矣”。［21］我国第一次和第三次秩序重建的成功，都需要社会价值观呈现出“一元化”的形态，但仅仅有“一元化”的社会价值观，缺乏相应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支撑，也无法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所以说，“一元化”形态的社会价值观是实现社会秩序重建成功的必要条件。概而言之，没有“一元化”形态的社会价值观，社会秩序的重建必定不会成功；但是，有了“一元化”形态的社会价值观，社会秩序的重建未必会成功。即：“一元化”形态的社会价值观，是实现社会秩序重建成功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