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雁行模式的中国经济开放新体制构建【3】

三、中国经济结构变迁的历史路径与现实问题

雁行理论可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重要理论基础，研究雁行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助于中国探索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思路。一些研究希望将雁行模式在中国国内区域间进行推广，［12］或是将雁行模式推广到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阶段。［13］我们认为，雁行模式是中国赶超阶段工业化模式的原因，但这种模式目前遭遇了重大挑战。

（一）赶超的工业化模式走向终结

经济学家大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实行了成功的赶超政策，通过剪刀差等方式进行强制储蓄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通过提升农业生产率大力发展非公经济以吸纳生育政策和城市化创造的人口红利，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出口贸易、吸引外商投资、加入世贸组织等方式加入雁行模式梯队收获全球化红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14］特别是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工业经历了进口、加工贸易、外商投资、出口贸易、大量出口、对外投资等几个阶段，表现出了鲜明的雁行模式特征。

但是，目前来看，由于资本回报率的迅速降低，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工成本迅速上升，外部需求迅速恶化，能源、资源、环境负荷不堪其重，中国工业化本地生产阶段将迅速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工业化雁行模式即将走向终结。原有的赶超型工业化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国际雁行模式遭遇瓶颈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进一步问题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出口受阻，阻碍了中国进一步发挥雁行模式的增长效益。

一方面，中国引进的大量工业技术与产能所花费的大量成本还没有完全通过出口而收回。中国参与雁行模式的时间并不是太长。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作为进口国向日本、韩国等进口工业制成品，但直至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和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才逐渐引入大量工业技术与产能，通过出口贸易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由于时间较短，中国的工业部门尚未完成对引进技术成本的回收，未完成对引进产业的技术吸收和本土生产技术的提升，这使得中国尚未从参与国际雁行模式中获得足够收益。在发达国家都逐渐进入长期停滞的条件下，［15］发达国家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萎靡不振，从而降低了中国通过出口获取的增长收益。

另一方面，中国部分较早成熟的产业也因为找不到理想的转移目的地而难以通过对外投资而获取进一步的利润。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经过多年的投资和产能建设，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2015年中国在全球出口中所占比重已达13.8%。随着中国劳动成本的上涨，中国经济工业化和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都走到了顶点，需要转向服务业化和对外投资的阶段。但是，下一梯次发展中国家并未成长起来，南亚、东南亚国家、中亚、非洲虽然人口众多但包括制度和基础设施在内的大规模工业发展条件并不成熟，拉丁美洲仍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苦苦挣扎，目前还没有具有较大潜力接替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经济体，从而意味着中国的工业产能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可能面临巨大压力。

（三）国内雁行模式的可行性较低

有学者提出，是否能通过雁行模式的方式，在国内通过将技术和资本从东部地区依次转移到中部和西部地区，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平稳持续。［16］但是，由于国内地区间经济关联和国际经贸交往具有许多本质区别，这种美好的设想恐怕是并不现实的。

首先，雁行模式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存在一定的技术代差，而技术代差的维持往往需要假定技术转移存在壁垒难度。技术在一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性是非常强的。投资及附着于投资的技术，其区位选择主要是基于资源禀赋、市场距离、市场环境等因素考量，而这些因素往往随时变化，技术流动使得代差难以保持。其次，雁行模式得以在不同国家之间建立，最重要的因素是劳动力在各国之间无法自由流动，但这一条件在国内完全不成立。从长期来看，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都将逐渐式微，劳动工资的区间差距将逐渐缩小，则中国国内雁行模式的效果将逐渐下降。［17］最后，由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大量的产能是为其他国家准备的，在国内工业行业产能大面积过剩而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国内区域间的产能转移并不能带来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反而可能导致产能转移带来的成本无法收回。

（四）对外投资对资本流动监管的压力

就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国际贸易、双向资本流动）特征而言，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国吸收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FDI的数量和比重都逐渐回落，中国居民与企业对更高资本回报率的要求和现有的中国资本流动监管体系构成了突出的矛盾。

一方面随着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居民逐渐积累了较大规模的财富，从而也逐渐产生了对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又由于国内资本的不断积累，投资回报率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不断走低，从而造成了居民希望持有海外资产、实现资产更高收益率的现象。特别是201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市场贬值预期造成部分居民通过购买香港理财保险和国外房产等方式持有海外资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贬值预期，引发对外汇储备和汇率贬值的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国内企业也因为业务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出于对更高投资回报项目的追求，不断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由于居民持有海外资产和企业海外投资势必对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和资本管制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因此监管部门近年来对企业海外投资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监管，但也引发了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