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的路径分析【2】

二、香港国民教育的发展过程

香港的国民教育，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经历了一个从殖民主义色彩的“疏离式的子民教育”，到回归前过渡阶段的“香港市民教育”，再到具有国家民族认同感的“中国公民教育”的发展过程。

回归前，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了150多年，国民教育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一直不被重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港英政府推行的教育政策是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疏离式的子民教育”。［4］例如，50年代开设的“公民科”，其内容主要是灌输殖民宗主国的意识形态，强调英国制度、文化的优越性；70年代将公民科改为“经济和公共事务科”，强调公民的守法和服从责任，强化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意识。这一时期，港英政府禁止学校谈论政治内容和从事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淡化香港公民的国家民族意识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一些敏感性的历史事实，如鸦片战争，在中小学教材中被规避。这种教育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时的许多青年学生国家意识淡薄、国民身份认同模糊。

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发布，香港进入回归之前的过渡阶段。香港教育署为了适应政制改革的需要，于同年8月颁发了《学校公民教育指引》（简称《八五指引》），在全港中小学推行公民教育，侧重于让香港人摆脱宗主思想，培养认同香港地区的香港市民。《八五指引》提出公民教育实质上是政治教育的观点，打破了学校教育的政治禁令，并且第一次把当代中国、内地和香港关系、爱国观念等内容列入课程范围之中。同时，《八五指引》还制定了从幼稚园到大学预科的公民教育大纲，为香港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法制化基础。

1996年8月，香港教育署对《学校公民教育指引》进行了修订（简称《九六指引》）。《九六指引》是面向回归祖国而编写的，是香港有史以来最正面、最直接谈及国家民族教育的一份文件。《九六指引》使学生重新确认作为中国公民的身份，指出：“就香港而言，学生要了解香港作为一个一度是英国殖民地的华人社区，1997年7月1日以后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的地区文化与政治身份。”同时，《九六指引》第一次提出把培养对中国的归属感作为公民教育的宗旨，指出：“使学生认识作为公民与家庭、邻里社会、民族国家以至世界的关系，培养积极的态度和价值观，从而对香港及中国产生归属感，并为改善社会、国家及世界做出贡献。”同时，《九六指引》在强调培养国家民族归属感的同时，也指出归属感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是慢慢培养出来的，需要教育工作者付出很多的努力和耐心。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民教育发生了根本变革。回归之后，培养合格的中国香港公民是重中之重，加深学生对香港基本法及中国社会与政治制度的认识、培养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成为国民教育的重点。回归之后，香港特区政府以《基本法》为指导，以教育局为主要实施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推行、保障国民教育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以学校教学和社会实践为主要措施，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从1998年9月起，“公民教育科”相继在初中、小学和高中被作为独立科目设立，成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2001年，香港教育局发布了《学会学习——课程发展路向》的报告书，推行新的课程改革，将“认识自己的国民身份，致力贡献国家和社会”列为七个学习宗旨之一，并建议将“德育及公民教育”列入基本的学习经历。［5］2002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编订的《基础教育课程指引——各尽所能，发挥所长》将“德育及公民教育”列为关键项目，鼓励学校将其纳入课程规划，促进学生学习，并提出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包括国民身份认同在内的价值观和态度。［6］

2007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香港并发表讲话，强调“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2010年时任香港特首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在中小学设立独立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帮助学生更快地建立起国民身份认同。2011年5月，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为中小学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而编写了《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咨询稿》，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国民教育内容，持续并有系统地培养学生的品德与国民素质。

2012年4月，香港教育局发布了《德育及公民教育指引》，提出在中小学课程中设立“德育及公民教育科”，采取独立学科授课的方式培养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对民族的归属感。同年6月香港国民教育中心向全港中小学派发《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育手册》，手册的目的是通过中国几十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来加深香港市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该手册引起香港市民的热烈争议，部分学生、教师和家长担心“德育及公民教育科”的设立会妨碍学生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反对该学科的设置，从而引发了“国民教育事件”。实际上，根据香港“教联会”等民间组织对学生、教师及家长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人是支持国民教育开展的，反对意见主要是针对国民教育科的独立设置，一是担心占去其他科目的授课时数，增加授课总时数，加重学生负担；二是担心参考教材的内容与香港政治、文化传统的结合不够紧密，压制学生的批判意识。［7］2012年9月，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取消德育及国民教育科3年开展期的规定，大学团体及学校可自行决定是否独立成科，还可以自行决定科目的方式以及时间。此后，国民教育风波逐渐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