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西方光环”【4】

4 民主同样需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

西方民主尤其是选举民主仅仅解决了国家治理的代表问题，但没有回答更为重要的如何具体治理国家的问题，民主与国家治理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张天悦：如此看来，西方民主不过是供资本利益集团角逐比拼的政治平台，并不能真正实现广大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西方国家的这种民主模式，到底有没有“普适”性呢？

王学东：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他一再强调民主的阶级性，即民主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终究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的；民主作为一种国家的政治形态，最终是为阶级利益服务的。马克思虽然承认资本主义民主对于封建专制的历史进步意义，但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民主的局限性，并且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性进行了透彻的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适应的，是资本的最好的政治外壳，其实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于广大劳动群众而言，这种民主不仅是虚伪的，而且是一种剥削和压迫。

辛向阳：进一步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基本矛盾，即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权力私人占有的矛盾，而其民主制度的种种弊端和缺陷都源于此。政治社会化指的是政治发展要求权力应当为最广大的民众所分享，是生产社会化在政治上的反映。生产的社会化带来人们政治意识的觉醒，使广大民众更容易在政治上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大众要求分享政治权力、政治资源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而现代化的发展也为大众参与政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路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和财富越来越被极少数人占有，政治权力越来越高度地集中在资本家手中。政治权力的社会化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政治权力的私人占有，同时资本的经济权力不断在削弱政治权力社会化的基础，两者的矛盾正如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样，处在激烈的冲突之中。

100年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经说：“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我觉得，这一论断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科学性。

张天悦：陈教授的看法呢？

陈尧：事实已经证明，民主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灵良药，西方民主更不是一剂良方。就民主本身而言，它只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西方民主尤其是选举民主仅仅解决了国家治理的代表问题（即由谁来代表选民行使具体管理国家的权力），但没有回答更为重要的如何具体治理国家的问题，民主与国家治理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大量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很弱。倘若将过多的期望寄托在选举民主身上，认为民主政治将带来人们期望的所有公共物品，只会看到民主的失败。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在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在国家治理方面与西式民主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近年来，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的绩效方面，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这是奉行西式民主的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民主也不例外。缺乏与时俱进的改革，缺乏广大人民意愿的体现，不管是哪种民主制度，均可能面临衰退甚至衰亡的命运。

王学东：我们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又具有中国自身的特点。也就是说，它对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因素经过扬弃之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既符合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又体现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历史渊源，同时契合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期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历经探索和不懈奋斗，最终找到的一条适合中国实际需要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它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既坚决而自信地坚持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又旗帜鲜明地反对把自己的政治制度与观念强加于人。中国自古以来就推崇“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孔子也曾说过“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即便是在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中国作为东亚朝贡体系的宗主，也绝不轻易对属国的事务横加干涉，更不向其他国家强制推行自己的模式与制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

张天悦：感谢各位专家的论述。如各位所言，民主的实现，在于一个国家、民族的自我选择。强加于人的所谓“民主”，反倒是最不“民主”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同样应该认识到西方民主的特殊性和局限性，真正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