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西方光环”【2】

2 美国大选：西式民主的虚伪与“偏见”

由于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缺陷，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变成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作出重要决策的制度”。

张天悦：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是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从中可以看到，不同乃至对立的政治观点反映出不同人群难以调和的政治诉求。各位专家对此有什么解读？

陈尧：西方民主的实质是少数精英的民主。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政治陷入了一种恶性逻辑——选举竞争使得政党陷入恶性争斗，党派之争导致政治分化，政治分化推动了社会分裂。政府在整体上难以有效运作而经常性地瘫痪，不同党派之间的对峙阻挡了大多数政策议题的推进。在政府内部，传统的分权制衡机制设计初衷是通过不同部门权力之间彼此制衡，以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但在今天，立法和司法部门对政府制衡的权力逐渐扩大，以致互相牵制形成了僵局，整个国家得不到必需的良好治理，分权制衡日益蜕变为一种“否决体制”，演变为限权掣肘机制。同时，权力制衡也体现在利益集团之间影响政府决策的制衡。在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利益的分化导致利益集团之间无法达成妥协，政府决策往往陷入僵局。

不仅如此，西方民主的运行还呈现出资本化的特点，政治沦为金钱的游戏，民主被大财团、既得利益集团和媒体所绑架。当资本与民主互相交易时，政治便不得不臣服于资本，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日益严重。由于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缺陷，西方民主制度已经“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一个谁也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作出重要决策的制度”（托马斯·弗里德曼语）。近年来，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着一系列治理失效问题：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日益严重、中低阶层的社会地位不断恶化、种族歧视引发的抗议浪潮持续不断，在社会安全、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供给不足。政府功能失调，越来越难以满足民众的需要，人民对善治的需求与政府的治理供给之间的鸿沟巨大。可以说，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西式民主在长期运行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自身的更新能力，其内在的结构性张力日益凸显。

如此一来，在富人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日益固化的西方社会中，普通民众企图通过社会抗争运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为何异军突起，最终当选新一任总统。这可以说是，美国民众借助民主政治的选举手段，通过体制内运作来摆脱日益两极化的、僵化的民主体制的一种尝试。

辛向阳：通过数据也能看出，美国等西方国家整个的政治运行过程是受制于资本逻辑的，总统选举过程也不例外。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会进行了一项重要政治改革，大幅限制个人或公司直接捐赠给候选人的金钱数额，但个人或公司可以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将钱捐赠给候选人。此后，美国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大量涌现。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对于“法人”资助竞选的限制，使得旨在为竞选融资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蜂拥而起。这种“超级委员会”可以无限额地接受捐款，无限额地花钱，进而为特定总统竞选人助选。在制度的推动下，总统竞选费用更是急剧攀升。

与此同时，资本控制政治的深度和广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市场经济逻辑在不受任何控制的条件下野蛮生长，已经把政治生活完全卷入其中，政治商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趋势难以遏制。那些有不少特殊利益要求的阶层或集团在从事政治活动过程中，首先追求的是本行业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和个人利益，如华尔街金融大财团的老板、律师服务业中的大老板、华盛顿的游说阶层等的私利，而人民大众的利益必然被弃之一旁或干脆置之不理。

王学东：美国一向自认为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集大成者，也是西方民主的旗手。毋庸讳言，包括总统选举在内的一整套美式民主程序，在其建国之初具有重要意义。但这套制度发展到今天，不仅不能顺应时代发展、引领世界潮流，反而从以往的政治精英主义转变为政治表演主义、讨好主义，进而越来越背离民主政治的题中之义。比如，2016年大选期间爆出的“邮件门”，就是这种政治逻辑的必然产物，这次选举不出现，下次也会出现，这次是这种形式，下次也可能换种形式，但本质不会有所改变。这也表明，美式民主在实践中已经严重偏离民主本身的原则。民主强调的是公平，如果选举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暗箱操作”，这样的民主还能代表公平吗？2016年11月，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国事访问，选择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发源地雅典。当他望着夕阳余晖下的雅典卫城，内心想必会有颇多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