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谈“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华文化”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生动形象表达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追求，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近日，我们邀请到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刘余莉，为网友深入解读中华文化与中国梦的逻辑关系。以下是讲座全文：

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学习的题目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华文化》。我给大家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一讲文化是民族的灵魂，这个问题主要回答一下为什么说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第二个问题，讲一讲教育是文化的生机，也就是回答一下如何才能够实现文化复兴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问题：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我们都知道，我国正在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怎么样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呢？我们首先看一看历史上一些伟人对民族复兴的论述。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所在。”英国著名的道德学家斯迈尔斯也说，“哪一个民族缺少了品格的支撑，就可以认定他是下一个要灭亡的民族。哪一个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诚、诚实、正直和公正的美德，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

我们也都知道，习总书记在2013年11月26日参观了曲阜之后有一个重要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也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所有的这些论述，都告诉我们，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伟大民族精神的复兴。正如习总书记2014年在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时讲话中所强调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中国精神，而中国精神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积极深入中华民族历久弥心的精神世界，把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弘扬起来。”

中国精神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一下的话，我们可以概括成八德，那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个是朱熹提出来的。另一种八德的说法是孙中山先生所概括的，他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两种“八德”，我们把重复的去掉，就留下了12个字，那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整个《四库全书》的精华就用这12个字就概括的淋漓尽致了，这也称为中国精神的代表。

习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都提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他说“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渊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呢？在这个讲话中，习总书记也给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这些论述都告诉我们，离开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无从谈起。

中华文化的特色是什么呢？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有哪些独到之处呢？有人把中华文化的特色概括为伦理文化，也就是说，如果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的话，那么中华文化的特点恰恰在于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中华文化的这个特点，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中华文化传统文化，我们才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

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我们社会的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物质文明有了相当程度的进步，但是，我们也看到，在社会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比如说，贪污腐败问题比较严重，食品安全问题也层出不穷，甚至还出现了环境恶化、恐怖暴力的问题。有人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认为只要把西方的制度搬过来，我们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在事实中，我们发现，我们确实把西方的一些先进的制度搬过来了，但是，却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制度在西方国家能够运用得很好，但是，一到中国，就走样，就变味。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我们忽视了西方的制度建设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从西方历史上看，西方的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的传统，它的政治制度维护的是公平正义，但是仁慈、博爱、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是由教会来教导的，所以教会承担了道德教育的责任。所以，西方国家并没有忽视道德教育，只是宗教育承担起伦理道德教育的责任。这个道德教育的主体变成了教会而已。但是，我们很多人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忽视了西方的制度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误以为只要把制度搬过来，我们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是，恰恰相反，却出现了很多的弊端。这就是让我们想起了孔老夫子的一句话，他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句话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依然适用，不仅仅在中国适用，在西方也同样适用。比如说我们看到安然公司的破产，安然公司的破产就是因为他们的高管道德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以权谋私、见利忘义，结果使五百强的企业毁于一旦。

所以，我们忽视了道德教育，只是重视制度建设的话，会有三个问题是不可以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难以防患于未然。中国古人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意思是说，礼仪教化，伦理道德的教育都是防患于未然，让人根本就不去犯错误，而法律的制裁是等人们犯了错误之后给予严惩。

关于礼，也就是伦理道德的教育防患于未然的效果，我们可以从扁鹊三兄弟的身上看到。在《群书治要》中记载，魏文候听说扁鹊有两个哥哥也是医生，他就把扁鹊请来了，向他请教。说我听说你的两个哥哥都是医生，那么，你们兄弟三人究竟谁的医术最高明呢？扁鹊说，我的大哥医术最高明，因为他教人养生之道，告诉你要按照自然节律饮食起居，结果这个人怎么样呢？基本上不得病。我的二哥是在病人的病有了小小的征兆的时候就能发现，然后给你一些建议，他就可以不得大病。但是我二哥的名声出不了这个病人所住的一条街，我的大哥出不了病人这一家，他的名声只在他们一家中知道。而我的医术是三个兄弟中最差的，但是，我的名声却最大，传遍了整个诸侯国。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我要采取一些大的手段，比如说钳开他的血脉，给他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汤药，最后三下五除二，把他从死亡线上拽回来了，大家看了都佩服得不得了，说扁鹊这个人可以妙手回春、起死复生，我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诸侯国。从这个故事之中让我们体会到，为什么现在西医的影响超过了中医？为什么现在西方管理方式的影响超过了中国的管理方式？因为中国人都是习惯于防患于未然，把问题消除在萌芽阶段，不是等到问题很严重之后才给以严厉的法律的惩罚。所以，法律的制裁难以防患于未然。

如果我们忽视了道德教育，只是重视法治监督机制的健全，还会出现孔老夫子所出现的“民免而无耻”的现象。孔老夫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现在的管理方式一样，我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法令条款、规章制度，用这个政令来引导人们，他只要触犯了这个政令就给他以法律的制裁。结果是什么呢？人们因为惧怕处罚，免于去做坏事，但是，他没有羞耻心，甚至他仍然想方设法地去做坏事，逃避法律的制裁，还以此沾沾自喜，自以为聪明智慧。

我们看到，近现代以来，在西方国家有一句口号说“上帝死了”，很多年轻人不再相信宗教了，认为宗教是迷信，但是，他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维护公平正义来进行制度安排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出现了大量的“反社会行为”。什么叫“反社会行为”呢？就是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青少年以强凌弱等等，这些行为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标准，但是已经对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些问题靠严格的法律监督机制是没有办法能够处理的、解决的。

所以，在《群书治要·淮南子》中有这样一句话，法律能够把不孝的人给杀掉，但是，培养不出像孔子、墨子那样高尚的德行。法律也可以把偷盗的人给予刑罚的处罚，但是培养不出像伯夷、叔齐那样廉洁的节操，孔老夫子培养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这是靠什么所成就的呢？是靠教育所成就的。（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墨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群书治要·淮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