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清文
封建社会晚期士人为了道德教化而创作的文字作品，主要有家训、劝善书、乡规民约等形式，此外，部分戏剧和通俗小说中，而渗透着深深的道德教化的意识。《了凡四训》便兼具家训和劝善书二重角色。
家训的主要作用是对家庭成员进行规训约束。“养子弟如养芝兰，既积学以培植之，又积善以滋润之。”（宋?刘清之：《戒子通录》）家庭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家庭道德教化职责和功能能否有效发挥，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好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既是由中国文化特质决定的，也是教育一般规律的反映。从中国古代大量的家训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家训的作者虽然重视“耕读传家”，教导孩子要认真读书，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并非把读书的目的定位为外在的功利性的目标，而是出于培养子孙内在的道德素质的考虑。谈到读书的目的时，清代理学大师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训》中说：“古人读书，取科举犹第二事，全为明道理，做好人。”也就是说，读书的目的中，并不排斥应科举，而更重要的，则是通过读书提升人的境界，养成健全的人格。《了凡四训》中的第一篇“立命之学”，便是袁黄晚年总结人生经验，留给儿子的训诫。贯穿其中的“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思想，就要要求子孙要努力修养德性，以免“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而“耽阁一生”。而其他三篇中的“改过”、“积善”、“谦德”，直接目的也是道德人格的培养。
《了凡四训》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家训的范畴，而成为明清以至民国时期广为流布的一本劝善书，这既是由该书的内容决定的，也与袁黄自身对于劝善事业的关注直接相关。“明末清初是善书编定刊行的鼎盛时期，袁黄无疑是这一‘善书运动’的发起者。作为颇有名望的地方士绅，袁黄的劝善思想在乡土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基于他的劝善思想，一些地方士绅开始致力于创办救助贫病的慈善团体。……袁黄生活在社会日趋衰败的明朝后期，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使他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思想。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对佛教因果观的信仰，使他的劝善思想同时具备了思想性和可操作性。” 一般来说，劝善书中最常见的就是中国传统伦理中一向重视的“德福一致”的思想，并且借助佛教、道教中的承负、轮回、福善祸淫、因果报应等学说，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而为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并逐渐深入人心。因此，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该书今天最值得赞扬之处，在于它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理论，在于它是结合了作者个人精深的人生体验，真诚而恳切，悠游却感人，可以启发心性，敦厚品德。”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随着封建制度达到顶峰之后的逐渐衰落，尤其是“明代后期开始，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呈现出末世的衰兆，社会问题丛生，礼制破坏，道德衰败，民风颓废，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处于崩溃的边缘。” 这时候，封建士子们走到道德教化的前台，通过家训、劝善书等形式，担负起民间社会道德教化的职责，这既是由儒家读书人忧国忧民、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决定的，同时也是挽救道德上的颓势、试图改变风气人心的应时之举。但他们的努力，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秩序和稳定，无疑起到巨大的作用。
三、《了凡四训》中道德教化意识的现代意义
《了凡四训》作为劝善书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一般社会成员来说，它通过福善祸淫、因果报应等思想，要人们自觉地去遵守忠、孝、节等同封建等级秩序相一致的道德规范；而对于读书人或者官吏来说，它则劝诫他们要自觉加强自身修养，体会民众的疾苦，为民谋福利。清朝末期，曾国藩将自己的号改为“涤生”，就是直接受《了凡四训》的影响。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由此可见这本书在明清时期影响之深远。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封建伦理中的许多内容从社会意义上来说，都已经丧失了活力和生命力，而这些道德观念能够仍然在社会中对人们的行为起着调节和引导的作用，以劝善书等为载体的民间道德教化的兴起在其中无疑起到重要的作用。一分为二地看，《了凡四训》中许多观念、方法、手段等对于今天的道德建设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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