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德教化史视野下的《了凡四训》及其现代意义【2】

从内容上讲，中国古代的道德教化还深刻地体现着家国一体的意识，这种意识同时也是将道德教化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统一起来的现实路径。封建国家“移孝作忠”，将原本用于调节家庭中的伦理关系的孝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就是这种意识的反映。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既是人们生活的场所，同时还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教育单位，家族甚至还被视为是担负着一定的基层社会治理职责的政治组织。儒家的“外王”理想一直是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线展开的，可以说正是产生于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之中。《了凡四训》的作者袁黄本身就是一名熟读儒家经典的士子，对于儒家“欲治其国，先齐其家”的观念有着深刻的体悟，因此尽管在这部著作中谈论较多的是如何立身处世，以及实现家族的稳定和壮大，在内容上也是儒释道杂糅，但他仍然念念不忘个人修养与国家稳定之间的关系。比如，在“立命之学”中，他告诫自己的子孙要“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在“积善之方”中谈到善的大小时，他又说：“志在天下国家，则善虽小而大；苟在一身，虽多亦少。”由此可见，《了凡四训》尽管直接着眼的是个人的福报和家庭的稳定，有着世俗性和民间性的深刻特征，但并没有背离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人心怀天下国家的崇高追求。

然而，与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偏重于抽象的义理不同，《了凡四训》之类的民间劝善书则更多的是扎根于老百姓的人伦日用之中。“经典文本所体现的思想往往具有更强的理论性、说理性、应然性。这种民间思想的文本则更多地体现出与生活实践的联系和实然性、可操作性和综合性。这种思想虽然是由袁黄个人予以表达的，但这个文本则是明代民众集体无意识式的民间思想的体现。” 这种通俗化、生活化的对社会伦理观念的阐述方式，既是以往只是作为精英文化的儒家思想下行的体现，同时也是更多普通民众接受封建国家所期望的道德秩序的重要途径。其中的道德观念尽管看似直接来自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实际上，也是打开了一条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向千千万万个家庭和社会成员个体自上而下渗透的通道，从而在道德教化中使家和国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

二、《了凡四训》所体现的封建士人对道德教化职责的自觉担当

儒家向来有着重视道德教化的传统，并以身体力行教化天下为自己的天职。然而，在科举制度产生之前，真正有机会熟读儒家经典的人在社会中只是寥寥少数，他们中的大多数又都是直接进入统治集团，无论是成为直接担负治理社会、引导民众职责的官吏，还是太学等官学中的教职，都是把自己所掌握的儒家的义理同政治权力结合起来，自上而下地推行道德教化。随着科举取士制度的逐渐普及和深入人心，为了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儒家经典教育在中下层地主阶级中也逐渐得到普及。然而，能够如愿地挤上独木桥并且顺利通向通天大道的毕竟是极少数，大量的读书人只能在皓首穷经的等待中耗其一生，但这毕竟极大地扩大了儒家思想直接信奉者的规模。无论是最终能否通过科举之路改变自身的命运，这些人的出现毕竟使儒家伦理观念渗透入下层民众人心有了一个可靠而广泛的中介。

这样，一个庞大的既熟读儒家经典，服膺儒家理论，又在民间社会中有着很高声望的地方士绅阶层形成了。这个阶层一般由两种人组成，一是曾经担任过官吏的读书人，去职之后回到家乡；二是一生未能仕进或无意仕进的读书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着儒家知识分子一向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并且有着自觉觉人的意愿。袁黄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分子。袁黄出生于书香门第，因家境窘迫，年少时曾遵母命“弃举业从医”，但偶遇孔先生并听从了他的劝告之后便重新进学，成为一个“仕路中人”，终于于53岁时考中进士，两年后任宝坻知县，在外为官数载，晚年告老还乡，成为德高望重的地方士绅中的一员。《了凡四训》中的大部分内容，便是这时形成的。

在中国古代乡村的教化中，士绅始终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从历史上看，地方士绅之所以会形成以文化价值而不是以功利目的为本的教化思想，其源头至少可以上溯到两汉时期‘王者之儒’与‘教化之儒’的分野，后者所要追求的乃是理解并弘扬孔孟之道，而不是以儒学作为博得‘王者’欢心的工具，更不是为了博得王者欢心而任意窜改孔孟之道。” 他们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服膺于儒家的正统思想，以传播圣人之教为己任。他们无论是做官卸任之后回归乡里，还是从未踏入仕途，但对教化的执着却是一致的。他们孜孜于传播孔孟思想，目的就是使“圣人不传之学”得以延续下去，并能够使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应有作用。地方士绅的教化活动，许多都是在宗族内部展开的，教育宗族子弟，关心族人生活，维护宗族秩序。但是，也有许多士绅将教化活动推广到宗族之外，以教化社会为己任。他们进行道德教化的形式，除了兴办学校、讲学、举办慈善事业，另外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著书立说，以通俗易懂的作品，宣扬他们的道德观念。组成《了凡四训》的四篇中，无论是当初就独立成篇的《立命篇》（“立命之学”）、《谦虚利中》（“谦德之效”），还是最早是作为《祈嗣真诠》中的两篇的“改过第一”（“改过之法”）和“积善第二”（“积善之方”），都有着深刻的现实化和通俗化的特征，或者通过现身说法，或者通过通俗的事例，将立身处世的道德观传递给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