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韬武略真干城

明亡于内忧外患交织的1644年，距袁黄辞世正好四十年。

进入衰末期的明王朝内有荒政失政，外有强敌侵扰，加之天灾不断，各地饥民暴动蜂起，终致二百七十多年江山毁于一旦。

其实危机早已埋于袁黄出仕的万历十六年之前，到崇祯不过是强支将圮之大厦而已。

一个朝代的衰亡，后世自然会找寻出各种各样的原因，以明末而论，军费庞大无措和御边失策是其灭亡的直接原因，这是由于一方面剿除“流寇”要用大量钱粮，国库空虚只好加派于民，而贫苦百姓已多受天灾，再添人祸，只得死中求活起而造反，于是“流寇”愈剿愈多，税饷愈加愈重，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关外后金崛起，虎踞鲸吞，步步进逼，明廷剿抚俱失，国力耗损极大。故此时纵无内忧，统一的女真部落之强大也足为明朝劲敌。

仿佛，历史已为朱氏后人注定了无可逭逃的宿命。

然而纵观历史，这种命数除了“天命”的难以抗拒外，“人谋”亦非没有使其改变走向或延缓的可能，这已为前朝一些“中兴”或力挽危局的历史片段所证明。

这就很容易引发一种假设：倘若上天再给大明配置一个张居正那样的架海金梁，扭转乾坤也是有可能的。只是，上天是吝啬的，历史是不存在假设的，或者干脆说，万历十年后的政治生态也是不可能产生第二个张居正的。

从另外一种角度上说，纵使万历荒政怠政，文官集团僵滞腐化，整个官僚体制的政治功能近乎失调，但对一个沃野千里的庞大帝国而言，也轻易不会使“百足之虫”死而且僵的——如有强大军队足以给这个国家机器作支撑的话。那样，既可以用“外战”以转移内部矛盾，又可以对内实施“白色恐怖”，以收到强制“安定”的效果。

只是当时的明军内同样问题多多，隐患重重：将帅贪酷无谋，兵备不良，兵饷不足，军心不肃，真需要“保家卫国”时，战斗力便可想而知了。

而这一切仿佛在被二百年太平景象所遮蔽，或者人们根本无法想像庞大的帝国在面临坍塌，所以朝堂之上犹忙于君臣间宗法缠斗，大臣们多为私谋而争权夺势，并未将渐渐形成气候的关外“鞑虏”视作心腹大患。

——危局，就这样筑成了。

实则明眼人此前早已看出潜伏的危机，并发出警示，这其中就有被称为具“宰相之才”的宝坻知县袁黄。

作为有着一颗炽热爱国心的袁黄，远在张居正当国之前，早已看出危机的埋伏，便日夜潜心于军国事务。《宝坻政书》载袁黄自述说：“二十年来逢人下问，遇事遍咨，颇尽苦心。”自然，那时尚为“布衣”的袁黄是报国无门的，俟后做了宝坻知县，一个七品地方官员也无由僣越上书或所见真能得到当国者的认同，但毕竟此时已是体制中人，遇机缘时已可发表自己的见解，于是他便在上峰征求救时之策时，将历年“目睹时艰，细筹国事”且“久欲献于当道”的多项议策奉上。

袁黄的策论集中在《宝坻政书?边防书》的“倭防初议”、“倭防二议”、“边关十议”和“阅视八议”等数万字长文中。

他的军事思想是全方位的——

首先表现在防边的战略上：

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久为中原政权之患，匈奴、契丹、蒙古、女真都曾为中原汉政权之劲敌或为之覆灭。明灭元之初，蒙古残余远避大漠，暂时不复成患，恢复元气后不断南下侵扰，至隆庆五年方基本解除。明中期后，由于海防松驰等原因，倭寇侵扰日益猖獗，后期关外女真崛起，渐成强势。从总体上看，倭寇属乌合之众（既使有组织及攻守术略），虽不时跨海来袭，也只为金帛财物，无心也无力侵占中华，而女真却羽翼渐丰，且志在中原，诚为明政权的心腹之患。

在袁黄所处的时代，北方少数民族大小部落有二百余枝，各部落间基本还呈散沙状。当时这些“鞑虏”所以“臣伏”者，在于明朝对之久施抚赏羁縻，与明朝的关系也多为赏厚则恭顺、不如意则可能生“索扰”，然尚非完全敌对状态。虽然一些部落头领偶呈桀骜不驯，但俱无争天下之才志，不足以对明政权构成真正威胁。这时的时势，有如《蒙古秘史》中“筷子”的比喻：当潜在的敌手只是一根筷子而不是一束筷子的时候，无疑是易于折断之时，因之在其未聚合一气的万历初年，对之分化瓦解最为上策。相反，倘在其聚合成束时却仍茫然无视，那就有可能成为致命的战略性失误。

实际上，这也是成吉思汗预演过的历史故智。

可悲的是，明廷犯了这样的错误。

难得的是，袁黄在此时提出了这样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