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韬武略真干城【2】

据《政书》载，此时袁黄已看出，朝廷对少数民族部落首领的笼络已无法满足其难填的欲壑和膨胀的野心，这些具有虎狼之性的“鞑虏”较之于抢了就走的倭寇更有可能危及大明江山，应高度戒备其坐大。而此时从“体制”上最应戒备的还在于：明初立国时“分夷为三卫”的格局已渐趋归一。以军事家的袁黄看来，“举三卫夷人而尽属强虏”、“以万里之边疆而皆属一夷之铃辖”，这是何等之危险啊？因之，目光如炬的袁黄疾呼：“堂堂中华，曾无一人早见而预之者！”

这是振聋发聩的钟吕之声。

无疑，这是结合时态给出的最具远见的战略警示。

在袁黄所献谋略中，还给出预防具体方法，可使这一战略落实到战术操作的层面。就“分夷”而论，袁黄提出应乘“夷酋”间矛盾，行反间计，对地位次要首领进行拉拢分化，达至“以敌制敌”的牵制目的。再从体制上将其部落“分而治之”，使其权力和地盘“愈分愈小”。如此，虽有数百万之众亦不足为患。

不幸的是，袁黄遇到的是明廷这个消音器，历史也朝着袁黄担忧的方向发展下去。没过太久，“鞑虏”中出类拔萃的努尔哈赤便统一了女真各部，又降伏蒙古各部落，几十年后，大明朝终被努尔哈赤的继任者建立的清朝所取代，又过了近三百年，孙中山才实现朱元璋早年“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目标。

令后世许多汉人心有不甘的是：即使女真聚合成团，只凭数万或十余万以金戈铁马而非火器为主的八旗兵，也是不足以恣意驰骋中原的。毕竟，努尔哈赤的大本营远在宁宫塔，建州与北京、与中原还有上千里地理纵深，有着数十座城池和山山水水阻隔，有着数以万计十万计的明军在据守着一道道雄关坚城……

而这一切，竟然没能阻挡一个马背民族的进攻。

——大明王朝是在击败了历史上最强大游牧民族政权才建立的，本有足够时间和资格来审视、来汲取前代的教训并制定出对策，遗憾的是，万历年间当国者缺少袁黄的雄才大略与忧患意识，失去了剪除（“降解”及削弱）隐患、巩固国本的时机。

正所谓机不可失，战略上的失宜使大明政权只得直面强大敌手，只能用此时并不精锐的军队疲于应对了。

袁黄的清醒，还在于他对明军认识的透彻。

在袁黄看来，对外固防固然是头等大事，而对内——整顿积弊已深的军队同样是急务，因为他深知，这时朝廷的上百万军兵实际是一支战斗力低下的队伍。

首先是军费：财政是国家行政运转的支撑，当时明廷全年财政收入只有三百万两白银，而蓟、昌两镇军费的支出就接近二百万两，占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而另外八家边镇和内地军兵同样是要支饷的，财力的吃紧显而易见。况且，战时的经费又需大幅增加。因此，军费就成了明政权第一大难题，直接关系到国家大局和社稷安危。

那么，有解决的办法吗？

去饷或减饷，路人皆知那是不可能的。用袁黄的话说，“无饷是无兵也！”即不开饷的军队就不再是军队，甚至可能比占山的草寇都不如。减饷会极大影响军队战斗力，同样为智者所不取。可继续按照这样巨大数额开支下去，又无异是在“坐而自尽”。局势似乎山穷水复，已成死结，可在早已深谋远虑的袁黄看来，兵费不仅要开，甚至还应使各军镇有所余裕，方可备不时之需。这样一来，便涉及到了难题的核心：钱从何来呢？

可贵的正是，袁黄给出了节流开源的“药方”。

袁黄曾亲身参与点验营伍兵士，尤其对直接防卫关外“鞑虏”的蓟、昌二镇兵情洞察入微，对军饷被冒领、边将中饱私囊的贪腐情弊了然于胸。所以对治的第一步就是革除“虚费”：核实兵丁，从人头数上杜绝虚支冒领——矛头直指边关将领们贪污饷银的要穴。第二步是对军事工程修建进行整治，采取措施杜绝兵丁服役中以少充多套领工役费现象，同时严惩监工在工程中刁难勒索，减少因之而滥生的靡费。其三是调整兵士“定籍”之法，裁汰军中老弱病残等不能“荷戈”之弱卒，以省“有限之财”，使军旅更为精壮。同时辅助措施还有：减少军中冗员，降低军官及身边侍从指数；核减军中不必要的马骡，改京师一带寄养马制为马户出银助军制；将不适应北方气候的南兵放回，用团练乡兵作为补充等。倘这些弊病得除，自可节省大笔军费。

第二步便是开源。袁黄结合古来治军之法提出，养军之道并无“奇谋异策”，只恢复国初屯田纳银之法即可。且在广有宜耕荒地的蓟、昌两镇防地，实为最佳方案。以蓟镇为例，袁黄提出可在实有四万兵士基础上募至十万，挑检后以二分守卫，八分屯田，并将屯田兵隶属关系由军方统管调至地方管理，明确“计人授田”以生利，且为屯田者的常业，使军兵在卫国的同时亦为保家，以增加其个人收益和劳作积极性。依此屯田法，蓟镇全年收入抵除各项开支后，朝廷只需补供六十余万饷银即可。那样，兵额增加一倍有余，而全年兵饷却减少九十余万两，减少额度高达百分之六七十，其“利害迥别”不言自明。此法如推之各镇，国家财政压力必将大为减轻，明末朝廷手中无饷无兵的窘况自会得到根本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