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韬武略真干城【4】

其四是充分利用地利。袁黄所处的时代，明廷已没有汉武帝时有绝对实力去驱灭“强虏”，且关外之敌多采取分股入关侵扰，因此从军事上说，不得不处防卫态势的明军对地理的利用就显得更为重要。

充分利用地形地势等自然资源，本为历代兵家所重，明虽有国初加修并年年补修的长城，但由于防卫体系不健全和缺少战略纵深防护，徒有坚城，远未可恃之安枕。事实上，从秦筑城后，塞外“胡虏”亦多有乘隙或绕道侵入内地者。明前期蒙古侵扰和中后期清兵多次入关，大都是溃长城而入，因此，蓟、昌两镇防边时还需修复口外之险，设“地网”“水柜”和关口，辅以完整战略防御体系，对长城进行协防，这就是袁黄告诫的古来兵家“不守险而守险之外”的深意所在。为观察地形，青年时代的袁黄曾远赴关内外，察看“鞑虏”集结和进军侵扰路线，找寻防敌克敌之法。结合关内外地势，袁黄提出远、近和内地不同形式的防御策略：

远地指关外敌境，防御之法一可于要路用掘坎注水成湖，阻敌骑通过；二为烧荒于数百里外，使敌骑无草可食；三是下毒于敌必经水泽和草地，使人饮水即死，马食草即毙。袁黄引嘉靖时郭登守大同曾成功下毒阻敌为例，说明以毒制敌，为古今中外兵家之常法，“使敌识毒而不来，亦为上策。”

近关处则修山水之险。袁黄指出，蓟镇一带重山叠障，处处有险，敌敢于冒险来犯，正因我未加利用，防御无方。而山水之用，足可为我阻敌之利器。两山狭处则修隘，葫芦谷处可因之断其前后出路，多设滚木雷石；中间之山低则使之增高，平坦之处则断而成崖；无山处或开大泽，或引水设险，明架桥，暗设坑板。夏秋水大，使胡马不行；冬则以水淋城，积冰为山。重重险阻之设，使敌无路可行，不来则已，来则必被所歼。

内地修险。境内为己方属地，敌侵入内地来往有较固定路径，我方当熟知地理，于敌可入可出之处勘明，利用地形对之堵截夹击，或袭其营防，或用水灌其屯地。在未开渠没险处，仿效古代井田法，做出沟洫，无事教军耕作，敌来藉水成围，不仅使敌骑无可驰骋，还可借此开发边地，延伸战略防御空间，可为“万世防虏之计”。

此外，袁黄还主张于敌通过之处多种树木以阻敌。建议每名边军种树百棵，且所种树木要纵横曲直，使之长成后树干横七竖八，形成天然屏障，使敌骑不得通过，我方得金汤之固。

从这些防御设想上看，深得兵家因地制敌之要，也完全具有实施的客观可能。

其五是制定针对性的战术。兵法所谓知己知彼 ，正在于对敌我双方的了解，方能制定出利于己方的攻守之策，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袁黄曾多次身临海上近距离观察抗倭海战，也曾亲见倭寇和“鞑虏”攻城和与明军陆战，对敌军情及战法优劣了解极为详尽。在“防倭二议”中，袁黄正是根据双方军士素质、器械、阵法、军供及缺陷等，提出针对二寇不同的战术思路。

在海战方面：明军抗倭于海上，败多胜少，在袁黄看来，首先在于倭寇利用了海上的风潮条件：敌来犯时，我方逆风逆潮而迎，于战不利；追击时敌借潮而逃，我愈追愈远，难有战果。故需对海潮、海风规律深入了解，巧加利用，方可对敌。其中尤以船工舵技最为紧要，要随海波而抢上风，之后或用火攻，或扬灰迷敌眼目，或以船大撞击敌船，掌握战场主动，方可奠定胜势。袁黄还建议：船队于波涛汹涌的海上应有易识的标识，日则相互瞭望，夜则观火响应，以便相互接应，协同作战。平时更应勤加操练，使兵士对行船器械及各种战法都能熟练掌握。于战时振奋军心，赏罚分明，以高昂的斗志和严明的军纪必能制敌于海上。

袁黄还不避嫌忌地提醒朝廷：当今军中诸将，并无精于统兵海战之人。这也是出于对明军中将帅才能所素知，显示了“知己”的一面。其深意更在于，提示当国者在选将及制定对敌策略时，应将此作为重要因素考量在内。

陆战之敌有二：东南沿海为上岸之倭寇，东北则为大股侵入内地之“鞑虏”。经深入观察二敌的同异优劣，袁黄提出针对性不同的战略战术。以阵法论，“鞑虏”善排三角型大阵，我方需应以深沟大堑为宜。北敌又常依多为胜，使用优势骑兵以推山倒海之势进袭，我方则应广布车阵以阻敌骑。敌骑阵中最厚实处多为所带女眷乔装，我火炮攻之则全军最易溃散。北敌来袭，多自带干粮，虽抢劫粮草亦难持久，故往往可坚守以困敌。敌骑扎营多择平阔有水之处，易于测断，且对食水防备心不强，可择机下毒或进袭。北敌兵器落后，我军立地持火器而待，彼即不敢前来，且素惧强凌弱，故我应多树威势，以震慑退之。

较比之北敌，倭寇更为狡黠，战术也更灵活。倭善排蝴蝶阵，变幻不定。行军多按一字长蛇阵，绵延数十里不绝。人数多为小股，抢粮而食，故可盘旋时久。对阵时喜跳跃诱敌，待对方弓箭火器发射后突然袭击。不论对阵还是进行抢劫，俱设埋伏，且戒备心极强，于驻处和饮食都极为谨慎，不可用下毒等法。但其弱点在于抢虏后必酒色酣睡，乘夜劫营常能胜之。其弓立地而发，力弱易避。阵前必待我动而后动，往往能乘胜长驱直入，故我应待敌而动，多用火器近距离歼灭之。

袁黄总结二敌的共同之处为：战术上全能声东击西，欲进示退以欺敌；平时善于施小惠于边民进行拉拢，厚待汉人工匠等有技能之人为其所用；均使用内地人作向导和细作，故敌方对内地路径和地情极为熟知。这些都是朝廷制定方略时，应晓知而制定针对性防御。

除了上述谋策处，袁黄还对战阵、用间（谍）、抚赏、马政、兵车、器械等多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尤以使用火器与冷兵器组合梯次进攻、兵车与步骑协同作战有独到之处。其中一些见解是在研究岳飞、戚继光、于大猷等名将治军经验与实用战术基础上进行的改进，更为合理实用。

运用丰富军事知识，汲取前人经验教训，结合客观实际，采用先进军事武器，创造出最切合实际的灵活战略战术，这是袁黄军事思想的精髓，也是留与后人的财富。

《政书》没有记载袁黄建策上报后的结果，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定未得到真正重视而被采纳。

再好的建议，再高明的谋略，都被明廷和高官们“叶公好龙”了。时代辜负了袁黄的用心、才华和卓见，历史也走向了一个与他意愿相悖的方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只出产遗憾和教训，这种教训能为后人汲取，便可升成为高端智慧，这种智慧能理性运用，便可人定胜天。

——1644，本不应是大明亡国的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