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本文就“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和主要任务等重大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和研判，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供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参考。
一、“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
准确研判“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国内条件，是科学、合理地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前提，也是确保规划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关键所在。
（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
1国际政治环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然是时代主流
从我国自身看，当今世界，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顺应时代潮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符合我国根本利益的战略选择，也是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中国对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作为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极，我国经济总量已跨过10万亿美元的台阶，货物贸易总额达到43万亿美元，成为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极大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总体实力和国际地位，也日益成为维系世界政治稳定和国际安全的“压舱石”。通过与欧盟、金砖国家、东盟以及更多亚非拉国家等打造命运、利益和责任共同体，把我国人民利益和机遇与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机遇更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更有效管控区域热点和安全风险，同时也带来新的战略机遇。
从全球政治和安全格局看，乌克兰、中东等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引发欧美等利益格局调整。气候变化责任分担和二氧化碳减排打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北南”和第三世界等传统政治阵营的分界，世界政治版图趋于碎片化。但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中等收入阶层的不断壮大、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有利于遏制破坏国际和平的“麻烦制造者”，推动国际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多双边投资贸易协定，加深了各国对外部世界和彼此的相互依赖和融合渗透，发挥着“稳定器”和“粘合剂”的作用，有效防范区域冲突、局部动荡和小规模战争的升级和扩散。
2国际经济环境：世界经济总体稳定，但走势分化、不确定因素增多
从经济周期和整体格局看，尽管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深度调整期，但总体趋于稳定并开始缓慢复苏。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判定美国已走出2007年12月到2009年6月的商业周期。美联储认为美国经济虽然仍未完全走出“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但确已步入缓慢但坚实的复苏。近年来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中国，虽然也在经历深刻调整和深度转型，仍可保持中高速增长。中美两个大国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额加起来超过全球1/3，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一半，只要中美作为世界经济的“双引擎”不出大的故障，世界经济就不至于出现重现衰退等重大系统性风险。大多数国家普遍面临着复苏动力不足等共同挑战，推动增长、增加就业成为国际社会最强音和政策着力点。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又在孕育突破之中，可持续的新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世界期待科学技术和创新驱动将再次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从不同板块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两大经济阵营及其内部，发展不平衡、走势分化。发达经济体总体上低通胀、低利率、流动性宽松。美国经济复苏态势明显，就业改善，家庭资产净值达83万亿美元，但就业参与率不高，中产阶级收入增长有限。美英之外的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疲弱、曲折。欧元区和欧盟通货紧缩压力加大、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乏力。日本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结构性改革困难重重，大规模 “量质”（QQE）宽松政策的刺激效应衰减，经济复苏步履蹒跚。新兴经济体总体放缓、困难增多，面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货币贬值、资本外流等多重压力。印度、东盟将保持较快增长但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巴西、俄罗斯等所受冲击短期内难以消化，前景复杂严峻。
从政策取向和国际竞争看，主要经济体政策取向不平衡，主要大国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体系主导权上的角力和争夺日趋激烈。美国经济底气回升、增长稳步提高，货币政策已结束量化宽松，正择机从维持目标利率“零下限”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对全球经济的外溢性再度增强。欧洲央行多次调低目标利率，基准利率已超出“零下限”为负，并随美英日之后启动超过1万亿欧元的量化宽松。但是否能就此走出长期低迷，仍有待观望。深层成因在于欧美在融资结构上几乎完全相反，即美国企业和家庭主要依赖资本市场而欧洲主要依赖银行体系。中美两个主要大国、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就国际治理体系的主导权和影响力，在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多个平台进行全方位角力。围绕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规则和战略利益的全球性博弈和竞争日益剧烈。同时，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降、巨额资本瞬间进出、货币汇率剧烈波动，不确定因素增多。
综合考虑世界政治经济两方面情况，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总体上将保持和平稳定，仍要把经济作为中心工作，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专心办好自己的事。同时，国际环境也将更加复杂多变，发展分化，竞争激烈，我国要从中获取新的全球红利，必须趋利避害，化挑战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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