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环境
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十三五”时期国内环境变化的主要阶段性特征。而要认识适应并引领新常态，则需要深入分析“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在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面临的重大挑战和有利条件。
1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但劳动力总量依然巨大、素质不断提升
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均出现下降。2012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下降，当年净减少205万人，2013年和2014年又分别减少244万人和371万人。2014年，16-59岁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为67%，自2010年以来连续五年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加快，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5%，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0%。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总量依然巨大，素质不断提升。“十三五”时期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仍将维持在9亿以上的规模。每年70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600万以上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毕业生、30万以上的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在源源不断加入劳动者队伍。中高端人才的不断积累正在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数量红利转换成人口质量红利、人力资源红利，成为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巨大人才基础。
2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能耗强度不断下降，但资源消耗依然巨大、能源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
一方面，2014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8%，煤炭消费量下降2.9%。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0%，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6.9%。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双双下降。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比上年下降6.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64立方米，下降5.6%。另一方面，2013年我国GDP占世界经济的123%，而消耗的煤炭、一次能源和淡水分别占世界消耗总量的50.3%、22.4%和15%左右。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较低，我国人均石油、人均天然气可开采储量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主要能源、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石油和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均超过50%。高消耗、低人均的资源能源对发展迈向中高端提出了根本的要求，而不断提升的利用效率则表明迈向中高端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3生态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绿色发展、低碳增长成为共识
一方面,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成为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巨大障碍。不考虑人均和历史因素，我国已成为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长期存在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增长模式造成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上限。从水资源看，我国657个城市中有430个面临水资源短缺，其中110个是严重短缺。从土地看，工业化、城镇化对耕地的大量占用与耕地保护红线之间的矛盾突出，建设成本不断加大。另一方面，顺应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净水、清洁环境等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和国际社会的关切,中央在新“四化”和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公报的基础上提出绿色化，进一步凝聚了全社会对绿色发展、低碳增长的高度共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
4在产能严重过剩的同时，具备了强大的建设能力
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投资增长过快,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和国外需求大幅萎缩,钢铁、有色、水泥、玻璃等行业均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较低，投资边际效率不断下降，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PPI自2012年3月至2015年3月已连续37个月为负，而且仍将持续较长时间。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导致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催生着新产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我国在公路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水利水电机场等大型项目、装备制造等方面积累了强大的建设能力、完整的产业链、丰富的人才技术储备和建设者队伍，可以与“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相互呼应、互为支撑，将有利于提高产能利用率、国际市场的拓展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国内产能整合与国际市场开拓如能良性互动，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经济在迈向中高端的同时保持中高速增长。
5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期、去库存压力增大，在满足新型城镇化、流动人口和健康养老服务方面有较大空间
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总体供给过剩的局面已经形成，除少数一线城市外，大部分城市房地产销售价格、销售量和土地成交量均出现下降，已建和在建商品房库存总量巨大，去库存周期拉长，房地产市场持续分化调整，同时与过剩产能、影子银行、地方投融资平台等问题相互交织，对宏观调控和财税金融政策提出了重大挑战。另一方面，房地产领域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供给能力和高度市场化，可以为我国每年1千万以上的新增城镇常住人口、超过1亿的外出农民工、2亿以上的流动人口和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住房、租房和健康养老等服务。相较农村居民而言，农村转移人口收入和消费需求更高。相较年轻人口而言，老龄人口有更高的储蓄和积累。房地产调整转型拥有较大空间和回旋余地，既可在新一轮中高速增长继续发挥推动作用，也可在迈向中高端的中高收入阶段进程中满足新型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提出的新需求。
6金融风险趋于累积但总体可控，金融深化不断加强但社会融资成本依然较高
伴随经济增速下行和实体经济低迷，银行体系隐性风险不断显露。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大幅走低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盈利也在回归到“个位数”时代。部分行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使企业债务风险沿上下游和担保圈向其他企业和金融机构传递扩散，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不断上升。同时由于货币政策尚缺乏引导中长期利率下行的明确导向，社会融资成本依然较高，为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工和低收入阶层服务的普惠金融发展缓慢。但我国银行业资产已超过170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仍控制在2%以内，现有贷款拨备率和资本充足率依然较高，存款保险制度开始实施，特别是多年宏观调控积累了丰富经验，金融风险总体可控。随着利率市场化、上市公司注册制等金融改革的推进，经济去杠杆、资产去泡沫将进一步推动我国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推动家庭财产收入和资产净值的更快增长。从未来一段时期看，为跨入中高收入阶段提供的金融服务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7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但技术基础和整体研发投入已达到新水平
相比劳动力和资本，以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我国工业目前仍以低附加值的重化工业为主导，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依然处于中低端环节。从研发看，企业技术研发投入比重明显太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能力都比较薄弱，技术对外依存度一直居高不下。但从技术基础看，我国在很多领域特别是航天航空、高铁、核电等为代表的一批核心关键技术装备及其大规模市场化和建设方面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与领先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出现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整体研发投入已迈过占GDP2%的台阶而且还将进一步加大，表明我国已具备了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技术基础。
综合考虑劳动力、资源、环境、资本、技术等要素成本和产出水平，“十三五”时期国内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并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要紧抓机遇，应对好挑战，就必须走出一条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发展道路，并以此促进人民生活跨入中高收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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