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的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跟西方发达国家当时国家构建或者当时的现代化进程是不同的。因为，发展中国家所处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时代。而在这个时期，你去探索本国的政治、社会秩序制度化的一个过程，就需要协调政治、市场和社会三大领域的边界，你需要不断地去协调。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说，现代化就有一个第二个阶段的看法，就是后工业时代。从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认为自己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或者是后现代。这里面在90年代和2005年的时候，密歇根大学有一个教授，英格尔哈特认为需要对传统现代化理论需要进行修正，尽管是工业化的过程始于西方，但我们不应该像以前那样认为现代化是线性同质化的发展，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而且这里面每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变迁具有路径依赖，在这里面现代化不会自动带来民主，而只是带来了一种可能性，那也就是使民主日益成为可能的社会文化变迁。但是你怎么样去变迁，最后变成的成果如何？实际上取决于国家的治理能力。国家的治理能力强，也就意味着制度化的进程会保持稳定，向前发展，而且也会使国家的制度化的成果通过法律、法规和其他的规则甚至政治习惯、政治传统、政治文化等等沉淀下来。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看到，国家的现代化，它是需要以国家的能力现代化。事实上国家的能力现代化怎么样体现？恰恰是这个国家的领导层能不能现代化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简单举两个例子，比如马克思·韦伯，他比较早地提出来理性国家，现代国家是理性的，传统国家是非理性的。理性国家要有自主能力，要有成本收益的计算能力和制度化的能力。我们看2010年的时候，联合国的发展研究所，它说各个国家要确保有几种基本能力，基本能力首先包括达成必要的同盟或政治解决方案的政治能力，其次，为投资和社会发展提供资源的资源动员能力；第三是向生产型部门和福利促进型部门分配资源的能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能力确保稳定，动员能力确保发展，分配资源的能力确保公正。
我们看我们中国，中国过去30多年发展非常快，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字形容就是快。快带来的变化也是巨大的。我们在这里动态的来看我们国家的话，我们国家的治理能力，它要涉及到三个基本方面，其实当时8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就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而且确定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要保持协调发展。首先就是经济发展的能力。因为经济发展能力，它是国家构建的根本决定力量，你到底能吃多大的蛋糕，你的蛋糕到底能做多大；其次是整合能力。整合能力里面的底线是调处各种社会矛盾，反映出社会矛盾的动态平衡的情况，这是国家构建的成果得以巩固的一个检验性的力量。如果社会到处不停地动荡，即便有宪法，即便有法律，即便有法院，对不起，你这个国家治理可能是失败的，所以大家知道最近这些年来治理失败或者失败型国家是研究的一个热点。第三个方面，我们会看到改革的能力。执政党和政府的改革能力，它是使国家构建的动态调整和持续调整得以维系的一种能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换句话说，中国和金砖国家乃至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国家的构建，实际上跟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的进程是叠加在一起的。这是跟发达国家历史发展当中很大的不同点。
由此，我们就要来看，这三个方面是不是就是我们国家治理能力以后着重发展的三个方面。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但是在一定意义上还有更为具体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现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它作为一个基础，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一个拉动力量的话，还面临着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首先就是我们经济增长方式面临不可持续的风险。大家都可以看到，其实像这种说法的话，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候，当时世界上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整个世界范围内来看，这样的一种工业化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对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只不过后来人们不断地去进行能源领域和其他领域方面的变革，又发现经济还是可以增长的。但是到现在，全世界又面临这样一个节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不是可持续？大家都会看到，环境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以石油为基础的能源体系，现在大家知道这方面也有了巨大的变革。但是这些变革是机会，风险却同时存在。
第二方面，就是大家提到的治理体系现代化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匹配度不够。第三个方面，就是社会问题，随着现代化的变革加深、累积，日益尖锐。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我们国家内部的话，现在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在聚集，并且相互叠加。而这些问题恰恰有人说是发展带来的，但是不是发展带来的？发展是不是必然带来这些问题？这还是可以继续争论的。但是一个事实是，我们工业化进程，我们的后工业化进程，我们信息化的进程，城镇化的进程，老龄化的发展，等等等等，各种问题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我们过能发展当中的复合风险，这种复合风险，你不知道哪一点会成为扇动飓风的蝴蝶的翅膀。而对于外部来说，我们看到国际空间的竞争是加剧的，冲突，特别是地方性的冲突，以及由于恐怖行为带来的冲突可能性在大增，这是一个现实，而我们说这种挑战，各个方面的复杂因素揉合在一起，它往往使我们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扑朔迷离的一种局面。
这样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实现，对外需要一个一致而又全面的和平崛起形象，来增强国际上的吸引力。对内，需要一个团结的形象，来凝聚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凝聚整个社会的共识。所以，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要以治理的方式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家看你怎么把这么多的治理揉合在一起，没错。以治理的方式，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像发达国家和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那一段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策略，全部是国家或者是政府去推动、去完成。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执政党、政府、社会、市场各种主体大家一起来努力，所以这是以治理的方式。来推进我们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是说在这里面政府需要自己能力强，凭着自己的能力去推动，同时政府需要借力。借谁的力？借市场的力、借社会的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需要全面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这几个方面来协调，而由此达成一个政府或者国家领域、市场领域、社会领域彼此之间在领域分离基础之上的一种合作，形成一种合力，来使国家的治理能力的确达到这么一种现代化的水平。
这样一来，我们就注意到国家的治理能力更多的在当下的中国或者我们在两个一百年目标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过程中更多的需要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基础之上来增强，核心就是制度化的问题。我们能够多大程度上使制度化的进程赶上我们经济发展的需要，赶上我们经济社会的这种匹配的发展。也就是法治的问题。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来实现跨越的这样一种合作。所以，当前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发展经济的能力和整合能力、改革能力，它是各有重点。
一个方面是发展经济的能力。发展经济的能力，这个方面的重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以治理的方式来推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政府，简政放权的能力，以及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怎么样。这里面要我们会看到简政放权的力度如何，其次还需要去监测的是对市场监管中的执行能力。因为简政放权，放开了行政审批，随之而来的就是监管力量，能不能跟上的问题。监管能力是不是能跟上，它主要是一个执行的问题。在这个执行当中，是不是政府的执行力量就下沉到了基层，下沉到了直接触摸到市场的各种主体和市场的流通各个环节以及市场的运行机制当中去，从而来发挥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合力，这是我们发展经济在当前能力里面的一个重点。
其次是涉及到整合能力。整合能力，它包括两个方面，这也是我们当前国家需要着重去考虑的，或者是重中之重。而这个重中之重里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整合，政治整合涉及到政治结构弹性的问题，也就是能不能说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或者国家的统治体系，它里面能够从社会公众当中凝聚力量，这里面又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执政党，政党的整合能力。应该说这些年我们取得了比较大的收获。我们看，只要一个人，你认为自己足够优秀，就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政党整合这个方面，当前更需要做的是一个基层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会看到近几年，为什么搞群众路线教育，为什么？大家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恰恰是说我们政党整合里面，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和社会公众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需要去建设，增强凝聚力量的能力。第二方面是政府整合的能力。政府整合的能力，过去这些年，我们表现也是不错的。我们知道公务员进入公务员队伍，逢进必考，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整合渠道。另外还有政协，统一战线，等等等等这些方面，都比较好地去扮演了政治整合的凝聚力量，使政治结构更有弹性的一种角色。在这里面还需要注意的是它受制于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政治结构的弹性在当下乃至今后是不是能够保证我们更好地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受制于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它涉及到全社会精英共识联盟的形成，以及精英共识联盟之间沟通机制的形成。我们说精英不仅仅包括在政治领域，而且还有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甚至我们说的演艺界等等全都有，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拔尖的精英，但是怎么样使精英之间达成共识。我们知道社会上有二八原则，在这里面怎样使各个领域的20%，大家之间形成一种对于社会发展的一种共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共识怎样去形成，恰恰需要这样的沟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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