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首先，我们看历史上一些先行者和后来者的一些经验。其次，谈一下我们当前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
我们先看先行者的经验。先行者的经验，简单说就是从经验到规范。为什么？我们可以非常抽象地来把西方若干发达国家的历史给它浓缩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英国，1640年到1688年光荣革命，1689年形成权利法案，大约用了50年。美国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结束，解放黑奴，用了90年的时间。但是我们说这样一个过程只是说它的制度框架相对稳定下来，只是说基本相对稳定下来所需要的时间，之后它还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法国，我们看用了81年，日本用了78年。它其实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制度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现实。我们会看到这些发达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有一些共同经验：
首先这些国家基本保持国家主权的完整独立。日本在一段时期事实上是在美国的监护之下，它仍然主权完整，相对独立。在这里面，当时全球化的程度没有今天我们中国面对的那么高。
其次，在这些国家权力来源的正当性认可是非常高的，权力来源的正当性认同，当时主要建立在社会契约论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现在在很多国家的宪法当中都已经标明的“人民主权”，大家让渡一部分权利形成政府的权力。
第三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些国家的国家治理、制度化的进程里面，它涉及到政府的一个非常强大的能力，就是妥协的能力。并且，通过这种妥协、博弈，使政治体系逐步地一点一点地开放化，逐步地向性别开放。比如说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地女性享有跟男性相同的普选权，继而是向阶层开放、向族群开放。向族群开放，大家比较熟悉的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黑人运动，再往后，美国给了印第安人公民权，加拿大也是给了印第安人公民权，澳大利亚给了毛利人公民权等等，。它是不断地层层扩展。随着这个扩展进程，政府的职能在增加。而政府的职能在增加，一方面也反映出国家能力的增强和膨胀。
第四个方面，也就是权力行使的可监督性逐渐完善。国家能力不断地在膨胀，它其实同时就意味着国家权力在扩张，国家权力扩张的同时是不是意味着公民的权利减少了呢？不是。其实同期公民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等等也在扩张。而在这个扩张当中，使权力实现了制衡。于是，我们会看到发达国家，它的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经验，首先是随着工业革命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利益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利益结构发生了变化之后，要反映在规则上。所以，大家来改或制定规则，就是法治体系。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个教授，叫白苏珊，她到中国来做了一个演讲，她研究中国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但是她先研究了英国的土地政策变化。研究英国什么时候的土地政策变化呢？她发现在英国当时圈地运动为其后的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恰恰是修改了制度。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它的土地所有制是一个以家族、公社为单位，出让土地需要所有的成年男子大家都签字同意了才可以卖。但是有人就不会同意，这就造成圈地成本的提高。怎么办呢？有发言权、决策权的这些人，就修改规则，只要一个成年男子只要签了，他所拥有的这块土地自然就可以转让。由此大大地加速了它的圈地运动进程和后来工业化的进程。
法治体系确定了，权力结构也逐渐完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非常流行的西方国家的这种代议制政府的三要素：政党、选举、议会。在这里我们专门把1689年的权力法案拿出来看看。大家会注意到，1689年的权利法案主要存在于谁和谁之间？贵族、新兴资产者和国王之间，他们主要认为国王自己违反了下数这些之前存在的契约，比如说其中一个契约，就是违反了贵族和资产者推选议会议员的自由。1689年的这种情况下，你能说英国这种政体就是一个民主政体吗？恐怕不能这样说。我们说一定要有规则。随后随着现代政党的建立，现代的选举制和选区的范围方式和选民的不断扩展等等，议会制度逐渐地趋于成熟，成了当今我们大家相对来说所熟悉的代议制政府这样的模式。
后来者其实一般人们更愿意叫做追赶者，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化理论的提出者们把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国家构建的情况称之为追赶者的现代化。而这种追赶者，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早期现代化理论的观点，那就是世界的发展是同质的、线性的，今天的美国、欧洲就是明天的亚洲、非洲，这是同质性的发展。所以，它会叫追赶者。当然，我们会说后来者，后来者，我们知道后来者是一直落后，但是也可能会后来居上，这种未来的发展是很难明确预言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后来者的经验往往有一个从规范到经验的失灵。为什么我们会说从规范到经验的失灵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被殖民了，被殖民后，宗主国所留下的遗产里面就包括政治遗产，大家就纷纷地效仿宗主国，权力不设门槛，全部都放开，社会充分流动。但是这个时候就发现会有问题。2010年11月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牵头的一个课题组汇报了他们课题的研究，这个课题组研究了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印尼，我们的台湾地区，走访了大量的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提出来了东亚走过的路径。那也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去仿效西方的或者移植西方的政体发现不行。大概平均15年左右的时间，整个社会就开始动荡，发展也陷入停滞，矛盾也比较突出。往后，往往就是军人干政，或者直接是军人执政。军人干政的时候，政治上控制，经济上放开，于是带来了经济高速地发展，相对来说，资源集中起来了，冲突也控制起来了。但是，经济的发展，我们知道它不仅仅有经济的后果，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它还涉及到人们心理的变化，还有整个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以及精英集团的起起伏伏和精英集团彼此之间整合的情况，所以这些地方大致上这是在31年时间左右，有的是在35年等等，开始转向新的一种规范和模式。这种新的规范模式，课题组认为出现了这种多元的民主政府，有的是竞争型的，有的是协商型的。比如说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它就是一种协商型的民主政体。
这些后来者的经验就是开始是移植西方的这种制度体系，西式的法治，发现不灵，开始改组权力结构，权力结构改组之后，促进经济增长，转变了利益结构，最终再实现自己相关的法律体系，它走的是这样一种路。相对来说，后来者有一些经验教训，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泰国在摇摆过程中，大家非常担心东亚的这些地方会不会一直长期繁荣下去，比如说韩国、日本，那是因为有外在的强力美国在。这些后来者，它往往共同点是有被殖民的历史，独立之后移植老牌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就付出了代价。其次，在这种威权政体之下，经济高速发展，完成工业化，并且带来了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变化。第三步就是本土法治化，我们不仅说法治化。为什么说本土法治化？因为在现代化进程过程当中，本国的传统、本国既有的文化沉淀，它对你的政体的选择有着莫大的影响。本土的法治化过程当中，它就是国家权力的开放进程和公民权利的扩张进程达成协调，这样才能够促进稳定的制度化。否则的话，它就会出现反复的动荡。比如泰国，比如菲律宾，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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