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对党员干部的“德”，一直高度重视。2004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他就在《求是》发表《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一文，指出领导干部“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归根到底用权要讲官德”。在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同志也一再强调政德问题，认为治党治国之要，在于“筑起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
对于新时期领导干部，什么是“德”？2011年12月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领导干部加强思想政治修养，要善于辨别、正确处理四组关系——是与非、公与私、真与假、实与虚。他还曾将新时期领导干部“德”的标准，概括为五个修养——理论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纪律修养、作风修养。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政德”的内涵与外延，为领导干部确立了思想遵循、行动指南。
“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廉不言贫，勤不道苦”……习近平同志引用的典故，对于官德有大量论述。这些言简意赅、意蕴深远的话语，从各个侧面回答了“什么是官德”“为何要官德”“怎么有官德”的问题。
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作报告时的插话》等文中引用
■ 解读
清，指的是清廉，公正廉洁，两袖清风；慎，指的是慎重，周密考虑，谨言慎行；勤，指的是勤勉，勤奋好学，刻苦上进。习近平同志强调领导干部要正确使用手中权力，必须能够做到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经得住考验，严守党纪国法；自觉做到秉公用权、不以权谋私，依法用权、不假公济私，廉洁用权、不贪污腐败；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责任感，想干事、肯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为工作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忘我奉献，真正做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能否干干净净干事，是每一位领导干部经常面临的重大考验”，这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领导干部做到这三个字，根本上说还是要加强修养、提升境界，培养和树立六种意识：信仰意识、公仆意识、自省意识、敬畏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
■ 原典
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南宋﹞吕本中《官箴》
■ 释义
吕本中（1084—1145年），南宋诗人，历官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其所著《官箴》共三十三条。首条开头云：“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他认为当官的法则，只有三条，即清廉、谨慎、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
关于吕氏《官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故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曰：‘上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案此三字，吕本中《官箴》中语也。’是数百年后，尚蒙圣天子采择其说，训示百官，则所言中理可知也。……虽篇帙无多，而词简义精，故有官者之龟鉴也。”文中提到的“上”，为康熙皇帝。另据清代史学家赵翼的《陔馀丛考》记载：“各衙署讼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说明“清、慎、勤”业已成为清朝通用的“官箴”。故近代学者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五节“论公德”中称：“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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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 解读
标准是一面镜子。标准高一点、要求严一点，镜子的“分辨率”就会高一些，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才能纤毫毕现。无论是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还是在平时的工作中，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正因此，习近平同志才强调，“较高的工作标准是一种动力”。有了高的标准，大家就会用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而一旦放松了标准，就容易一
泻千里。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引用的这句古语所言，确立什么样的标准，决定着有什么样的成效。多年来，针对改进作风，各种文件、各项制度，不可谓少，但为什么“四风”仍然在一些地方大行其道呢？原因还是在标准不高、执行不严。所以，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才能“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因为注意防治疾病，才能做到不生病。
■ 原典
古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非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小人俯从其易，不得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君子劳处其难，不能力居其易，故福庆流之。……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
——﹝唐﹞李世民《帝范》
■ 释义
《帝范》是唐太宗李世民自撰的一部论述为君之道的政治文献，成书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李世民告诉太子李治：“饬躬阐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不讳：死亡的婉词。书中，唐太宗对为政者的个人修养、选任和统御下属的学问，乃至经济、民生、教育、军事等事务都做了颇有见地的阐述。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意为：以上等作为标准，只能收到中等的效果；以中等作为标准，只能收到下等的效果。《四库全书》本文下释为：“孔子曰：取法于天而则之，斯为其上。颜、孟取法于孔子而近之，才得其中。后儒取于颜、孟而远之，则为其下矣。既为其下，何足法乎？为儒者当取法孔子、颜子、孟子，为君者当取法
于尧、舜、文王。”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也有类似的阐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可见，无论立事还是治学，一定要放宽视野，高定标准，这样才能实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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