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认识到，民主只是像亨廷顿所说的那样，只是一套中性的程序。我们承认民主有一定的价值，就像我们说君主制有一定的价值一样，但是没必要说民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儒家主要是发挥其贤能治国和“天下为公”的精神
有了上述基础，我们就可以从许多不必要的思想包袱中解放出来，对儒学与民主的关系作出新的理解：
首先，人类历史上所有重大的、影响深远的政治制度，均不是思想家大脑里人为构想出来的，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包括封建制度、君主制度、郡县制度和民主制度等，莫不如此。
其二，正像历史上没有人为孔子未提倡郡县制、科举制而感叹一样，我们也不需要为儒家未提倡民主而感慨。
其三，正如儒家在历史上就不担负开出某种制度的使命，根本没有必要像牟宗三等人那样挖空心思地在儒学中重建或加入民主的元素。
其四，儒学与民主制度的关系，与它和其他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制度的关系一样，都体现了它与人类政治制度的惯常关系。即儒学不是一些重要的政治制度的设计者或创造者，而主要提出政治和社会建设的精神和最高原则，从而对现实的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完善和改造，使其消极因素受到抑制。
正如历史上的儒家没有以拥抱君主制为主要使命一样，今日儒家也没有必要去拥抱民主制，而主要是发挥其贤能治国和“天下为公”的精神，为校正民主实践中的问题而斗争。所以，儒学与民主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实践关系。我们应该分析民主制度在中国文化中是否能适应，而儒学对于克服它在中国文化中的不适应性能做什么；另一个更值得思索的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中，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等价值——如果我们确实信仰它们的话——究竟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民主制度是不是惟一和最好的选择。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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