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把人民主权一类价值当作民主的本质，即使引入了制度因素作为民主的必要成分，也会面临这样的两难：有些国家实现了民主制度，但不能真正体现民主的价值；有些国家没有实现民主制度，但较好地体现了民主的本质或价值。前者可以美国为例，后者可以贞观大唐为例。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当然这里还涉及，民主的制度为什么必须是一人一票、公开普选？如果一种制度（如科举制）能体现人民主权等民主价值，为什么不能称为民主制度？在衡量是否民主时，究竟是制度重要，还是价值重要？
据亨廷顿在《第三波：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浪潮》一书介绍，西方人对民主的定义经过了从价值维度向从制度维度转变的重要过程。过去人们常常习惯于从规范性的价值立场把民主和“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联系在一起，甚至主张民主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等一系列崇高的价值之上。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理论家们普遍倾向于从经验描述的角度来定义民主，把一套可以客观衡量的操作程序作为民主的本质要素，这个程序指通过“公开、自由、公正的选举”来产生领导人；尽管按照该程序所选出来的政府不一定有效率，甚至腐败、短视、不负责任、被利益集团操控、不关心公共利益。②
为什么放弃过去那种理想化的、从价值角度对民主的定义，转向主张客观中立地、以程序为标准来定义民主呢？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长期持续的西方民主实践，打掉了过去笼罩在民主头上的美丽光环，使人们开始从更加现实的角度来理解什么是民主；二是人们从理论上认识到，民主并不像过去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有什么抽象、先验的形而上学基础，它主要是一种制度形式，为它赋予某种永恒绝对的本质是站不住脚的。正像历史上的其他制度，如封建制度、君主制度、郡县制度等不可能有什么先验的形而上学基础或绝对本质一样，民主制度也是如此。
非民主的制度不一定就是专制制度
综上所述，我认为，民主本质上只是一套制度，一定时代、一定环境下的人们，可能赋予这套制度某种价值，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套制度确实比其他制度更进步，但不能说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主权等一类价值与民主制度之间就有内在的必然联系。鉴于人民当家作主或人民主权，是包括儒家在内的许多古今政治人物和学者所共同追求的，或者说是人类自古迄今所一直追求的崇高价值和伟大政治理想，恐怕不能说它们就是民主制度特有的价值。
走出从价值维度看民主的思维定式，还会有很多新的发现：
首先，我们发现所谓民主／专制的二分式思维不成立。因为专制作为一个贬义词，代表了一种价值判断，并不和任何一种具体的制度形态相对应；但是民主不同，民主并不仅仅代表一种价值，有与之对应的制度实体，而且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制度，体现在确立领导人／官员的一整套操作程序上。如果我们从制度的层面看民主，则可发现，民主的制度实体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也不一定能实现民主的价值，因此它与专制并不必然是对立的。正因为专制和民主构不成对立的两极，所以一个人反对民主，不等于他主张专制。
其次，许多人之所以视民主为“天经地义”，原因正在于他们已经在潜意识里把民主等同于它的价值维度了（即所谓人民主权之类）。然而，价值维度与制度维度之间的张力才决定民主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实现、效果如何。现代以来在中国倡导民主的人，很少有人认真地考察过在中国文化中实现民主之难，原因恰在于他们把民主当作了一种纯粹的价值理想来追求；可是如果他们关注的重心是民主的实体，即作为制度的民主，就不敢对民主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现实问题掉以轻心。
其三，从制度维度看民主，就会发现民主制度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君主制度、封建制度、郡县制度等一样，是依赖于时代、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现实条件而存在的，因而绝不是什么普世价值。如果它有价值，也是相对于特定的时代和社会文化条件而言的，决不是可以脱离社会现实条件而普遍有效的。
其四，如果一个人真心信仰“民主的价值”（实际上是人类普世价值），比如人民主权、自由、平等，不一定就要赞同实行民主的制度（亨廷顿意义上的）。假如现在有两种情况要你选择：一是实现民主的制度，但不能实现民主的价值目标（人民主权等）；二是不实行民主的制度，但能较好地实现民主的价值目标。你会选择哪一个呢？须知，非民主的制度不一定就是专制制度，也不一定就是世袭的君主制度，比如科举制度就是一种非民主的选官制度，除此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类型的非民主制度。
其五，是否可以说，从长远眼光或总体上看，民主制度比其他制度更有利于实现人民主权、自由和平等呢？一些民主人士声称，他们之所以追求民主，并不是不知道它的问题（即所谓张力），但是他们相信民主制度是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一个，也最有利于实现上述价值。然而，一旦我们承认文化心理基础才是决定民主制度能否有效运作的主要因素，也就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地说民主制度比其他制度更有利于实现民主的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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