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
五、应对通货膨胀时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1在争取实现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前提下，以“增量调整”为主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是需要持续进行的，而且是没有止境的。在政府采取各种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治理通货膨胀时，切不可放松产业结构调整任务，尤其是不能让产业结构调整工作停顿下来。
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是“增量调整”，二是“存量调整”。二者之中应当以“增量调整”为主。这是因为，在治理通货膨胀时，假定以“存量调整”为主，尽管见效快，但社会震荡也随之加大，结果反而不利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地方政府担心的是，一旦关、停、并、转一批企业，地方经济增长率将下滑，失业人数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地方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的某些承诺也将无法兑现。于是在一些地方将出现企业“名关实不关”、“明停暗不停”等情况。
相形之下，采取“增量调整”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虽然调整速度会缓慢些，但社会震荡较小，地方政府的压力较轻，权衡起来，收效不一定小。
实行“增长调整”的前提是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使财政收入继续增长。这样，可以利用新增投资，利用社会购买力的上升，可以继续依靠市场调节作用，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让不适应市场的企业自行进行产业升级，自行引进新技术，改革旧生产方法和旧经营方式。
2对通货膨胀警戒线要心中有数，要了解通货膨胀警戒有“第一警戒线”和“第二警戒线”之分
通货膨胀警戒线从来没有一个通用于各国的标准。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它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本国居民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力的大小。
通货膨胀率的“第一警戒线”绝不是零通货膨胀率。只要经济增长较快，零通货膨胀率是做不到的。大体上可以假定为经济增长率的一半。当通货膨胀率在经济增长率一半以下时，政府要加以注意，但不必立即采取紧缩政策。这种情况下，政府通常只需采取微调、预调的措施。通货膨胀“第二警戒线”是在通货膨胀率越过了“第一警戒线”之后接近经济增长率时的一条警戒线，这时应当采取紧缩政策来应对。但是，这仅限于应对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假定这时发生综合型的通货膨胀，那么单纯依靠紧缩政策是不够的，必须有其他措施相配合。比如说，紧缩与宽松相配合：或者是紧缩的货币政策与宽松的财政政策相配合，或者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财政政策相配合。又如，假定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在综合型的通货膨胀中占重要位置，那么在采取适度的紧缩政策的同时，必须兼用扶植和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发展新兴产业等产业政策作为配合。此外还可以增大外汇储备的使用，如扩大短缺商品的进口额，实行支持企业“走出去”政策。动用外汇储备，也有减少货币流通量的作用。
3要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下述两个特点：一是“自行车骑得快才稳，骑得慢就摇晃，不骑就倒”；二是“刹车容易启动难”
为什么要以“骑自行车原理”来比喻呢？这是因为，在双重转型阶段，中国经济的运行好像骑自行车一样，速度一定要稍快一些，社会积存下来的问题才能在增长中得到解决。自行车骑得过快，会翻车，但自行车骑得慢会摇晃，不骑会倒下。这就是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
为什么要记住“刹车容易启动难”？前面已经提到，这是以开汽车为例。中国经济在双重转型期间好比驾驶汽车一样。这辆汽车，刹车很灵，一刹就停住了；而要启动，机制却不灵活，所以很难。尽管加大油门，往往迟迟才发动。这是因为，“刹车”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中，财政一紧缩，信贷一紧缩，就会立刻把车“刹住”了。然而，“启动”的主动权却不在政府手中，而在民间投资者和民间消费者手中。如果民间投资者信心不足，他们观望而不投资，怎么办？如果民间消费者信心不足，他们“可买可不买的”不买，又该怎么办？政府不可能强迫民间投资者投资，也不能强迫民间消费者去购买他们认为“可买可不买”的商品和服务，所以“启动”就难了。何况，老百姓不仅只有“通货膨胀预期”，还有“投资前景预期”和“就业预期”。假定他们的“投资前景预期”和“就业预期”都不佳，经济怎能转入兴旺？
4不能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货币流通量的正常水平来判断中国当前货币流通量正常与否
这一点，前面也谈到了，这里再做补充。
道理很清楚，现阶段的中国仍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西方经济学家计算出来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流通量正常水平，可能适合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情，但并不适合中国目前的情况。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正处于双重转型阶段，农民逐渐摆脱了过去远离市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即使他们依旧住在农村，但已经日益卷入了市场，对货币的使用越来越多了，从而在判断中国的货币流通量是否正常时必须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第二，中国当前流通渠道还不像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畅通，中国的流通中间环节多，交易成本高，这必然影响中国货币流通速度。这是中国同西方发达市场国家的货币流通量正常水平差距形成的又一个原因。
第三，中国的城镇化正在快速进行中，农民陆续迁往城镇居住和在城镇经营小商铺、小作坊或务工，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正在改变中，这样势必会增加中国社会对货币的需求。
第四，中国小城镇和农村金融还未能有与经济发展情况相适应的开展，民营企业尤其中小企业都遇到贷款困难等苦恼问题。为了防止资金链断裂，它们都有“现金为王”的想法，以致手头都保留超正常的现金，以便应急之用。这样，货币流通量就增多了。
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所以不难得出以下结论：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流通量正常水平，对中国现阶段而言，只能是偏紧的水平。
根据200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波动的经验，货币流通量偏多和货币流通量偏紧都是不利的，但货币流通量偏紧的消极影响要大于货币流通量偏多。为什么会这样？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实体经济空心化、制造业空心化是双重转型阶段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即资本大量撤离实体经济领域、制造业领域。在货币流通量偏紧条件下，不仅回归实体经济更加困难，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受打击更大，而且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更加难以实现。这样，对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显然有更大的消极影响。从“两害相衡取其轻”的角度来看，宁肯货币流通量偏多一些，也胜于货币流通量偏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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