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
四、现阶段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综合型的，要采取综合的对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也有通货膨胀，但那是隐性的，主要不表现为物价上涨，而表现于配额的推广使用，配额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即凭票供应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通货膨胀才不断明显化、公开化。
但是，在进入21世纪以前，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投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如此，90年代中期也如此。只有在1988年，由于传说要价格闯关，居民抢购消费品，企业囤积原材料和燃料，才发生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共同拉动的通货膨胀。当时，应付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是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财政闸门一关，信贷闸门一关，虽然也有副作用，通货膨胀毕竟被制止住了。这段历史，大家记忆犹新。
进入21世纪以后，形势变了。除了继续有投资需求为主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外，还有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特别是有了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这在中国是一种新型通货膨胀，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次发生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
在21世纪，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中有三个新的因素。一是工资成本上升。在这以前，中国的用工成本一直低廉，因为中国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但经历了二三十年（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农民外出打工的成本也不断上涨，他们要求提高工资水平合情合理。二是用房成本上涨，这是过去不多见的。这不仅表现为企业生产用房、用地成本上升，也包括务工者生活用房成本上升，进而促成工资成本上升。三是融资成本上升。这主要是由于融资难的问题迟迟未能解决而引起的。融资难问题拖延未决，民营企业只有求助于民间信贷，于是高利率盛行，民营企业越来越陷入困境，无法挣脱。
以最近一次的通货膨胀（2011—2012年）为例，它是综合型通货膨胀，需求拉动型的、成本推进型的和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并存。从原因上说，究竟是哪一种通货膨胀为主呢？一般认为，国际上重要商品虽然间歇性有价格上升现象，但还不及此前几年。至于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具有投资冲动，总依赖加大投资力度和扩大信贷规模，促进经济增长。但最重要的，也是政府决策部门始料未及的，则是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说得更通俗些，当政府官员在获悉不少民营企业在诉苦“很难继续撑下去了”时，总以为它们只不过是重复以前的老话，如“融不到资”、“税费太重”、“出口困难”、“订单少了”等等，而不曾料到民营企业却向政府申诉：“工资越来越高”，“有钱也雇不到合适的农民工”，“农民工不愿来我们厂”，“刚招进了工人，又被别的企业用较多的工钱挖走了”等等。民营企业没有想到，政府官员也没有想到，在2011—2012年会发生这样的“怪事”。其实，这种情况不足为奇。既然生活费用已上涨了不少，农民工要求加工资，有什么奇怪？既然农民工感到工资偏低，难以适应城镇生活，他们为什么不呼吁要增加工资，增加福利？
这就是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已在中国境内发出的信号。
由于最近一次中国发生的通货膨胀（2011—2012年），是综合型的通货膨胀，作为经验的小结，就不能单纯采取应付需求拉动型的特别是应付投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单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单纯提高基准利率，或单纯压缩信贷规模，都无法收到明显的效果。作为经验的小结，应当统筹兼顾，全面考虑，区别情况，分类解决。这意味着，要针对经济发达地区、中等发展程度地区、贫困落后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适应各个地区的政策措施，也要针对产能短缺行业、产能大体平衡的行业、产能过剩行业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适应各类行业的政策措施，这才是应付综合型通货膨胀的有效对策。
汲取国际上应付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经验，应当重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中国也必须这样做。与此相适应的是两项政策措施的配套。
第一项政策措施是加强职工的技术培训，让更多的职工成为专业人才、技术专家、熟练技工，以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保持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和领先地位，也符合做到职工工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的要求。
第二项政策措施是实行产权激励制度，让更多的职工成为产权分享、利润分享的人力资本投入者。这将进一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尤其是发挥专业人才、技术专家、熟练技工的积极作用。要知道，提升他们的工资是会增加企业成本的，但这可以因劳动生产率的同步增长而抵消。实行产权激励制度和产权分享、利润分享制度，不同于工资成本的增长，因为这些制度比单纯增加工资更加有效，也更能调动广大职工的创造性、积极性以及增加职工对企业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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