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
二、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及其对策
如上所述，凯恩斯需求管理学说的要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一是，通货膨胀原因在于总需求过大，所以要抑制总需求，采取紧缩政策；二是，失业原因在于总需求不足，所以要刺激总需求，采取宽松政策。但这已经无法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的出现，也无法采取紧缩政策还是宽松政策了。这是因为，总需求过大与总需求不足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怎会同时出现呢？又怎能同时采用紧缩的政策和宽松的政策呢？这样人们就会感到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学说失灵了。
在探讨“滞胀”的原因时，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时的通货膨胀可能不是投资需求拉动或消费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而是另一类型的通货膨胀，又称为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在当时，经济学家中不少人称之为“新型通货膨胀”。于是对“新型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对策展开了讨论，并提出相应对策。
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被认为是由于工资成本的上升引起的，而工资成本的上升又同物价水平的上升相互推动，二者轮番上涨：工资上升推动物价上升，物价上升又推动工资水平上升，这样，二者的轮番上升就永无止境了。有的经济学家对此作了如下解释：经济生活中，形成了两大垄断势力，即工会和大企业，双方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工会控制了工资增长率，使工资具有工资刚性，即只容许工资上调，不容许工资下调。大企业控制了价格，使价格也具有价格刚性，即只容许价格上调，不容许价格下调。这就好像两小孩玩“跳背游戏”一样。“跳背游戏”又称“蛤蟆跳”，它是这样的：两个小孩，一个双手放在地上，弯着身体，像青蛙一样，另一个小孩站着，从那个小孩身上跳过去。跳过去的那个小孩，又在前面趴下来，原来趴在地上的小孩站起来之后，又从刚趴下的小孩身上跳过去……如此轮流跳背不已。工资和价格好比两个小孩，轮流从对方身上跳过去。这正如两个小孩玩“跳背游戏”。政府无论怎么“劝说”工会和大企业双方别再跳了，都不管用。
政府究竟该怎么办？既然“劝说”不管用，那就只好来硬的，即采取强制性的“收入政策”。这就是：如果用手按住一个孩子，不让他站起来，那么顶多只能跳一次，“蛤蟆跳”就结束了；如果用两只手按住两个小孩，谁都站不起来，“蛤蟆跳”立刻停下来了。根据这个道理，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采纳了一部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实行工资和价格管制政策，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实际上处于冻结状态，全都不能任意上涨。显然，这是完全违背市场规则的，无疑只能短期生效，时间稍长就维持不下去了。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又兴起了一个供给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供给学派当时被认为是带有保守倾向的经济学说的坚持者。他们主张在听任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的条件下，把增加供给作为解决美国发生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滞胀”的基本政策。他们认为，只有增加供给，才能抑制要素成本上升的趋势；而只有减税，才能增加供给。供给学派的上述主张，与凯恩斯经济学中需求管理学说是完全不同的。在供给学派看来，对待通货膨胀问题，不能采取紧缩需求的政策，如果这样，供给不足会加剧短缺，而短缺正是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滞胀”中的“滞”不会因紧缩需求而消失，而“滞胀”中的“胀”则会因供给不足而继续存在。
针对凯恩斯经济学关于通货膨胀期间切不可以减税，只应当增税的主张，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经济学的追随者恰恰把应当采取的政策颠倒了。这是因为，通货膨胀期间增税会压缩供给，供不应求状况的加剧会继续推动通货膨胀。所以供给学派极力主张减税，减税的结果会刺激企业增加生产，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
供给学派同凯恩斯学派的争论持续进行，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是如何逐渐减轻了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使“滞胀”现状逐渐消失的呢？这时，美国政府认识到最重要的对策是鼓励企业自主创新，鼓励产业升级，走上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的新路。很难说美国政府接受了某一个经济学派的学说，而是兼收了各个经济学派的主张。关于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管理的建议，美国政府继续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依据；关于供给学派关于减税的主张，美国政府采纳了，并且以此作为鼓励和扶植技术创新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的措施；关于货币学派主要稳定货币数量增长率的设计，同样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依据之一。但更重要的是，美国从世界科技的进步和美国境内不少科技创新企业的成功案例中受到启发，认为这将是今后美国经济的希望所在。
科学技术的突破终于使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又一次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获得了世界领先地位。这比任何一个经济学流派的说教更有说服力。技术创新是应对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最佳对策。减轻税负、发展资本市场、推进产权激励制度、发挥科技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在高等教育制度方面深化改革等等，也都被认为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有效措施。
历史经验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40年内，美国社会各界有关应对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对策的讨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是很有启发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