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
四、宏观经济调控应符合中国国情
西方发达市场国家根据凯恩斯经济学需求管理原理，总结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几十年实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一些经验，既有一定的成效，也有一些失效之处。但不管怎样，它们是依据各自的国情而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的。它们的成功经验或失败的教训，都与各自国情有关。任何一项脱离本国的具体状况而搬用国外宏观经济调控的做法，没有不失效的。比如，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货币政策的调控，通常是总量调控，它的依据就是货币流量分析：货币流量多了，就采取减少货币流量的调控措施；货币流量少了，就采取增加货币流量的调控措施。货币政策中惯用的做法，无非是提高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提高或降低基准利率，增加或减少公开市场业务，有时还直接调控信贷规模，如增加信贷总量或压缩信贷总量。货币政策之所以习惯于运用总量调控手段，因为货币流量分析的依据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货币流量的多或少，增或减，将直接影响总需求，影响宏观经济全局。
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虽然有用，但它的局限性同样不可忽视。货币政策总量调控的局限性主要反映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的基础是微观经济，而微观单位千差万别，各自的情况很不一样，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往往形成“一刀切”的弊病，而“一刀切”所造成的弊病对于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后果是严重的。
第二，货币政策总量调控作用于总需求的扩大或压缩，对于总供给的影响不明显，这是因为，对总供给的调控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劳动力结构调整和投资结构调整等问题，货币政策总量调控的局限性十分明显。
第三，迄今为止，中国经济依然是非均衡经济。市场还不完善，资源供给有限，资源定价机制还在继续改革和有待于形成，再加上信息的不对称，使得货币政策总量调控不可能像在完全市场化经济中那样发挥作用。
第四，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有可能通过宏观上的总量调控如货币流量的减少而抑制通货膨胀，或通过货币流量的扩大而刺激总需求，从而减少失业，但一旦遇上了滞胀，即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与通货膨胀并发，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就无能为力了。
加之，货币政策调控建立在货币流量分析的基础上，货币流量分析作为一种总量分析方法，往往会掩盖矛盾，制造假象，使人们对经济形势得出不正确的印象，进而导向错误的判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货币流量分析会导致人们对通货膨胀有不符合实际的预期，而通货膨胀预期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来临。这是指：如果社会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预期，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大家都说通货膨胀快要来了，于是作为消费者的个人，以及作为供给方和需求方的企业，都会改变自己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如果每户居民多储存一袋粮食，以防备粮食价格上涨，结果粮食价格真的会涨上去。如果企业预期钢材价格、煤炭价格会上涨，作为供给方，企业产生惜售心理，暂时减少出售，等待时机再出手，钢材、煤炭的市场供应量就少了；作为需求方，企业愿意多储备一些可能涨价的生产资料，于是钢材、煤炭的价格就涨上去了。
再说，即使从货币流量分析的角度看，在计算货币流量的“正常水平”时，通常是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为准的，并以充分的市场化和完善的市场环境为前提。要考虑的无非是人口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货币流通速度等数据，这种分析方法是不是完全适用于现阶段的中国经济，需要研究。这是因为，中国至今仍处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阶段，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某些行业的垄断现象也继续存在，货币流通机制不像市场完善条件下那么灵活、有效，流通渠道的中间环节多，而且往往不顺畅，这些都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量。再说，在过去这么多年内，农民在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生产和生活，很少涉及市场经济，他们对货币的需求不大，然而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农民越来越卷入到市场经济大潮中，对货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因此，搬用发达国家货币流量分析的经验，往往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所计算出来的货币流量“正常水平”实际上是偏紧的。换言之，中国经济实际上的货币流量的“正常水平”要高于由此计算所显示的货币流量“正常水平”。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实践经验还表明，在分析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时，中国的产业结构分析、所有制结构分析和地区经济结构分析可能比货币流量这个总量指标更能说明问题。要把货币流量回归到“正常水平”，这一分析应当同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分析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通过产业结构分析，可以了解产品供求基本平衡的产业、产能严重短缺的产业以及产能大量过剩的产业的各自所占比重状况，而这些不同的产业对货币的需求量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还是贷款利率的调整，要因产业结构而异，“一刀切”的做法有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使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受损。从对所有制结构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国有大型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承包土地的农民，对资本的需求和进行融资的渠道完全不一样，即使可以计算出全国货币流量的正常水平是多少，但很可能使得国有大型企业基本不受影响，而民营中小企业则受到较大的影响，至于个体工商户和承包土地的农民则不得不忍受更高的民间借贷利率的打击。地区经济结构分析的结果可以说明同样的问题。假定一定要按发达国家的货币流量计算方式来确定货币流量的“正常水平”，必然会使东部地区的日子不好过，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则更加困难。
要谨防企业资金链的断裂，而企业资金链的断裂又是同产品供应链的断裂连接在一起的。在当前的形势下，在实行货币流量向“正常水平”的回归时，很可能引起产品供应链的断裂和企业资金链的断裂，从而使经济中出现企业停产、倒闭和个人下岗、失业的情况，也可能出现使个体工商户收缩，以及使承包土地的农民收入下降的情况。这是因为，正如前面已说过的，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地区，在名为向货币流量“正常水平”回归的政策影响之下，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的产业、有的企业、有的地区和有的人群受影响大，于是就会发生产品供应链和企业资金链的断裂。
不仅如此，还应当看到货币流量宽松时，企业无论经济规模大小基本上都能受益，只是大企业可能利益多一些，中小企业可能利益少一些。而当货币流量压缩到“正常水平”或“正常水平”以下时，大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受损失程度的差别就大得多。大企业还可以活下来，中小企业中不少却活不下去了。这就是货币政策效应的不对称性。
根据以上所谈到的这些情况，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看法：在双重转型阶段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否则很难收到应有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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