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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实现党风的重大突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在改善党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这个成效主要是源于两个方面的努力：惩治腐败和转变工作作风。历史早就证明，官员比奢之日即为执政危机之时。目前全国最豪华的楼房多为政府办公大楼，豪车多由官员乘坐，豪宴多由官员品尝，这已极大地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同时直接扭曲官员的人文心理。有哪些措施可以强化效果？一是把官车标准真正降下来；二是鼓励政府部门搬出豪华办公楼，实行官衙与群众活动中心等公共场所置换；三是彻底取消公款招待。西方人早就这样做了，且并非做不到。倘真如此，人才必出现分流，民众失衡的心态因此修复，社会将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境界。
再次，实现民族人文品质的跃升。据市场咨询公司益普索对20个国家进行问卷调查，受访的71%的中国人以自己拥有的物化东西作为衡量个人成功的指标，比排名第二的印度高13个百分点，而全球平均值为34%。68%的中国人表示，“我对于成功和赚钱有很大压力”，该问题的全球平均值为46%。益普索公司分析认为，不少中国人将个人所有物等同于成功的全部。印证这一点的是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奢侈品销往中国，五年前这一比例是10%。与此同时，有国内调查公司对数十所高校的5000多名大学生进行调查，94%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没有信仰。一个没有信仰和精神追求，只是原始欲望的民族，要多丑陋有多丑陋，要多可怕有多可怕。
中国为什么在取得经济长足发展的今天，痛苦指数不升反降？因为我们把民众引向了一个本能的道路。所以，中国人的财富观念必须更新，我们已经不能再在无度欲望中前行了。如何遏制财富欲望，找到物质和精神的平衡点？最有效的做法是大幅度征收遗产税、房产税（特别是别墅居住税）、奢侈品消费税，把收来的税费用于改善民生。为了避免民众产生被剥夺感，同时减少工薪阶层个人收入所得税，以便总体达成平衡。同时依法遏制富豪与贪官向国外转移财产，与世界其他国家联合实行财产追回制度。试想，当遗产税让富豪认识到无度攫取，到后来真正留给子孙的很有限，他们的社会担当或许能提高；当贪官担惊受怕攫取了大量财富同样无法传给后人，或许能尽职尽责搞好社会服务，以求得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
当然，若干对策或突破口都有落实的难度，特别是征收遗产税这样的举措。最近有新闻披露，不少中国千万富豪已移民海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精英阶层对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环境的负面态度。此时提高针对富人的各项税负，会促使富裕阶层将眼光转向社会慈善，还是迫使更多富人移民海外，让本土更多财富流失，降低经济活力？这是需要充分论证的。再者，中国自古都是宗法氏族社会，并有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在家族、血脉、传承观念方面几乎是先天性的。每个个体在社会中成长，受到来自家族的荫泽要远大于来自其他社会团体（而在美国，各种宗教团体、体育团体、社会慈善及同好团体，甚至是黑人文化中以地域、街区划分的团体，对美国个体的影响要甚于家庭或家族），在国人取得成功以后愿意回馈的，只是曾经有恩于自己的父母、亲人等家族内部个体，而家族之外都是竞争和较量的关系。所以，单靠封堵，靠征税的方式，是无法阻止国人传承的动力，只会迫使他们想出更多可以绕过或避免规则的方法。与其阻止，不如正向引导，从文化层面上，更加实际地推行街区、城区、城市到国家团结互助、“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概念；从社会机制层面而言，不如由政府出面，鼓励（并不强制）每个区域的富人与该区域的贫困户结成互帮、互助伙伴关系，明确给予富人们更多实际的道德压力和社会责任，让其运用其力所能及的社会资源，帮助、提携与之结成伙伴关系的贫困户，并匹配相应的社会宣传和褒奖。并不靠法律法规强制，但按时（以年或月为单位）公布富人对其“贫困伙伴”的帮助成果和手段，通过创造富人之间的“慈善竞争”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以此，人为地在家族观念极盛的中国社会创造更多的横向关系，这也许是个不错的办法。
总之，上述对策只作为引发思考的思考，真正推行这些举措，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分别为国防大学教授；美国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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