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 公 泽
人们经常说，计划经济时期大家虽然都很贫穷，但社会是安定的，人心是平静的，社会关系也是相对简单的。如果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态与今天的社会生态相比较，是否有社会问题与社会公平间的正相关关系？如果一直以来，决定我们社会福利程度的背后动力并不是经济发达程度，而是社会公平程度，今天的社会又该是什么样子呢？仅就当下看，在中国经济有了飞速发展，国人基本脱贫的情况下，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速放缓，加上物价不断上涨，官员腐败程度与社会道德水准与大众的期望严重背离，环境污染愈来愈严重，所有这些都导致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心理压力加大，幸福感逐渐下降。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我们是否到了转换思路，实现经济社会重心的转变，也就是以提高社会公平程度来化解矛盾的时候。简言之，我们或许已经到了接受威尔金森教授结论的时候——通过减少社会收入差距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进而实现社会和谐、国民幸福。
平等问题是“制度与道路之争”的关键，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选择的关键
较早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学术机构联合开展了一项涉及各自核心价值观的问卷调查，结论是倾向资本主义制度者更关注自由，倾向社会主义主义制度者更关注平等。这又是发展模式的关键，不同的价值追求直接影响着社会安定和幸福指数，既然平等涉及到这些深层次问题，我们就分别作出分析，尔后提出中国平等标准和对策措施。
先从核心价值观的角度看问题。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实际成为西方早期的核心价值观，后来平等淡出核心价值，形成今天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淡出缘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决定了人们可以追求人格和法律上的平等，但却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因为市场规则决定了股同权同，股不同权不同，员工和老板永远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既然无法实现只能放弃，避免核心价值与社会现实发生冲突。
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坚持平等的核心价值观，并且在制度设计中强力推行，并且是全方位的平等？这就涉及到革命的理由。如果不打倒剥削阶级，实现人格、法律和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平等，那么中国革命就无法获得阶级基础，无法赢得阶级力量。换言之，没有异于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与历史上的农民运动无二，纯粹为了“打天下，坐天下”，因而不可能获得政治优势和道义制高点。可以说，革命的力量就来自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与人的平等。这样的目标曾经实现过，就是战时共产主义，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甚至包括“文革”期间把工人、农民置于极高的政治地位时，由此获得了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尽管带有表面性）。既然这样，为什么后来维持不下去了呢？其实，原因不是政治力量的弱化，而是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更，具体讲是市场经济与股份制带来的与西方社会相同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被迫放弃平等观基础上的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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