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孔子
司马迁
欧阳修
司马光
让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谈起。作为一个“爱智者”，他虽然淡化了其老师柏拉图对于诗人的愤怒与轻蔑，却仍在这本书中排出了“哲学强于文学、文学强于史学”的知识等级序列。
所以，如果我们还保有对于异在文明的敏感，尚未被近代以来的西方冲击所全然同化，那么我们就不妨说，在古希腊的文化发展历程中，之所以有传统上所谓的“文学年代”和“哲学年代”等等，其底层的原因就在于，文学、哲学和史学各科，一直都在相争与角力。
然而这种情况，对于同样处在“轴心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却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无论如何，史家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显然都是相对更高的、不受争议的；而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知识类型，也是所有学者都必须具备的。
由此，也就想到了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相对主义”——无论她的具体论点如何受到学术史的洗汰，然而她那种富含平等精神的方法革新，都从未显得过时。
从这样的立场革新出发，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对于处于不同“文化模式”的人类部落而言，“记述往事”这样一件文化工作，尽管从来都属不可缺少，但其意义也是不可通分的，而它们经由源头流过来的河床，也是大相径庭的。
就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史家传统而言，简要一点儿说，它们一个是来自《尚书》和孔夫子、司马迁和司马光，另一个则是来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吉本和兰克。
那么与此相应，虽然同样都在记述往事，然而文化记忆这件事本身，在中国文明的结构中，却是由具有不同地位的社会精英所承担的，由此它的地位也要显赫得多，被看重得多。
对于这一点，即使到了中国文明已在解体的时代，我们也还能从早期清华国学院的教师构成中看出来——它那举世闻名的“五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虽然其知识面都非常渊博，但其中为主的都还是以史学名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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