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道义和价值的深切关怀，对于历史责任的牢牢铭记，贯穿始终地成为这种独特史学的典型特征
尽管在运用像“文学”、“哲学”这类产生于文明间的“洋泾浜术语”时，需要特别小心，但我们眼下可以姑且假设一下，如果在古代中国确实有过“文学”和“史学”的话，那么，对应着古希腊从“迷索思”向“逻格斯”的过渡、或者对应着它从“文学年代”向“哲学年代”的过渡，在中国这边的相应知识类型分化或发展，就应当是孟子所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写作《春秋》之前，神州就没有对于往事的记述了，相反，这种工作在此前也是由来已久的。比如，李泽厚就曾撰文认为，当时的史官这个职业，是从再往前的巫师那里演化而来的。
但无论如何，儒家当时对于历史叙事的突出的道德关切，却开辟了记述往事的新型流派乃至主流流派，从而决定性地构成了中国史学的主要底色。
正是基于它的高蹈于众的地位，我们才能领悟到，为什么孔子又会说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事实上，孔子这里所使用的、和“野”相对的那“史”字，首先都不是在描摹某种状态，而是在刻画某种社会分工。也就是说，它们的原初意义应当更为生鲜，是在切实地指谓某类实存的对象，并不能跟现代汉语中分工明确的形容词直接划上等号。我觉得，只有在明确了这一层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领悟到，其实除掉上面提到的第一重关系——即“文”与“质”之间的关系之外，孔子这句话还涉及了另一重关系，即在“野（人）”和“（祝）史”乃至“君子”这三个群体之间的对应关系。
这也就意味着，“史”这个字在这里指称的，当然不会是能写出《春秋》的“良史”，而是在此之前已然普遍堕落的、正分工掌管着文书的“祝史”，或者被孔子所深度厌恶的、只会“巧言令色”的“佞史”。对于这种社会的分化，章学诚的表述虽然不同，但也有大致仿佛的论述：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间世一出，补偏救弊，惫且不支。非后人学识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其势不得不然也。”（章学诚：《文史通义》）
由此可知，虽然此前早已有了这方面的从业者，但由《春秋》所代表的史学革新，仍然是非常关键的转折——无论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说法，是否确实是于史有征的，总之都因其演成了儒家的标准说法，所以至少在后世的沿革中，对于中国的史学起到了关键的型塑作用。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顺势看到，对于道义和价值的深切关怀，对于人物品行的评判臧否，对于历史责任的牢牢铭记，也就贯穿始终地成为这种独特史学的典型特征。
这种把对于往事的记述看得“惟此为大”的传统，一直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中传递和延续下来
进一步说，既然是“《诗》亡然后《春秋》作”，那么进行“作《春秋》”这样的积极主体活动，也就获得了其先入为主的目的和动机。也就是说，人们记述、提醒和评论往事的基本目的，不可动摇地在于修正和扳回此后的历史轨迹，使之逐渐返回到那个足以产生“思无邪”的《诗经》的淳厚年代，这也就是所谓有着“王者之迹”的“三代”。
对于这一点，如果那些有考古癖的还原主义者，此刻又想科学地来“古史辨”一把，那是根本没有用武之地的——就算这个理想化的“三代”，是被前人虚拟地幻想出来的，然而对于后人来说，他们对于“三代”的不断热心怀想，却也是现实存在和确凿无疑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不妨说，实则此后的中国历史，就是在以一种“向后回溯”的表面形式，来独特地展开其向前的展望，和开辟其发展的路径。它很有理由地认为，要是没有对于原初人类生活状态的理想假设，也就失去了让后世复归于此的说服力。
由此，就可以顺便澄清一个由来已久的误解了。自从中西文化在近代碰撞以来，人们便一直循着“种加属差”的定义规则，来寻找某种导致中国“落后”的肇因。而这样一来，跟没有“悲剧”的文体大体相同，人们也一直在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荷马式的“史诗”文体，而深深地引以为耻。
有意思的是，大概正是为了洗雪这种“国耻”，还专门在这么一个现时代，在位于中国境内的西藏，发掘出举世最长的中国史诗——《格萨尔王》。
然而，如果把思想解放一下，反而可以转而悟到，不再依靠盲诗人的集体传唱来记述往事，正说明古代中国早在往事记述方面，有了更加个性化的、从而更加发达的写作方式。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史学在中国社会的权重更大。
这种尊重史学的文化心理，作为一种必备的文化修养，当然也同样传递给了后来的统治者，对此只要看看范祖禹的《帝学》，就可以获得笃定的了解。而由此就更反过来保障了中国历代史官的高尚地位，从来都跟西方历史学家的地位完全不同。
我们再看看素为历代士夫所重的官修正史，再回想一下它的俨然编修过程，也同样可以知道，这种把对于往事的记述看得“惟此为大”的传统，的确是一直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中传递和延续了下来。
另一方面，正由于有了“《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道义起点，有了圣人训诫的耳提面命，又使得中国的那些史家们，即使身在官场甚至宫中，也仍然相当程度地保留了“秉笔直书”的史德。在这方面，正如人们所长期熟知和传诵的，出现过许多非常感人的英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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