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史教”的衰微，这个文明正遭遇到非常独特的重大危机
当然也无可否认，西方史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系统，从来都有它值得学习的一面，包括晚近以来的似乎特别走红的全球史、环境史、妇女史等等，我今后还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主持这方面的介绍与引进。只是，这种跨文化的学习，又不能是失去主体性的，和矫枉过正的。
回顾起来，过去时代的中国人，哪怕是他们中间的史家，对于历史的了解也是管窥式的、散点式的、不无模糊的，而缺乏西方式的知识系统。正是这种明显的缺陷，说服了包括梁启超等人在内的学者，必须要从西方那里汲取史学的营养。
到了现在，我们的史学倒是越来越科学化、知识化、系统化了。只可惜，在以个人为创新本位的西式专利制度下，由于各种各样的身外之物的诱惑，致使种种挖空心思的“反弹琵琶”，几乎已是层出不穷和见怪不怪，从而使得史学不仅不再能倚靠经学，反而往往更加雷同于文学。
这就不光是矫枉过正的问题了，这是完全发展到事情的反面了！本来，人们是嫌古代的史学还不够“求是”和“求真”，才动议要向西方史学学习的。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如今这种学习的结果却是，反而丧失了做学问的道义前提，沦落到了各种随心所欲的文字游戏中。
最可怕的是，就连很多研究者本人，也是非常坦然地、不以为耻地、自觉自愿地，以此来游戏人生和游戏文字。而这样一来，中国人希望取法西学而获得的“进步”，也就突然变得已是适得其反了。
公正而平心地说，中国的史学传统本身，本来当然既有优秀的、需要保留的一面，也有不好的、需要改进的一面。而犬牙交错的是，我们现在当然也向西方学界讨教了一些值得学习的东西，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把自家原本较有价值的东西，给心怀鄙夷地自暴自弃掉了。
尤其是，如果考虑到路径依赖的问题，由于对于往事的记述，在中国文明的特有结构与文化心理中，原本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那么，由此带来的文化紊乱与失序，也就意味着更加深重的问题——由于“史教”的衰微，这个文明正遭遇到非常独特的重大危机。
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并无宗教式的精神形态，但正由于“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史学才使得人们对于身后，也有了同样的关怀和惕惧——而中国式的、具有人格品格的伦理道德，很大程度上就附丽于此。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同样地，现在再来读早期北岛最有名的那首诗，也会读到对于历史的这种敬畏，那是中国人在绝望状态下的最后希望：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然而，既然现在连“良史”本身都不存在了，那些想要为非作歹的人，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比路易十五那句“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更为可怕的是，眼下就连“死后”也都再没有人感到畏惧了，因为干脆再没有史家们去秉笔直书了，而且人们也干脆不再阅读历史了。
既然只剩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了，那就索性借着这一肚子的下流去畅通无阻吧——这就是当今中国的主流风习！
“秉笔直书”的道义冲动，不应被徒具表面的学术外衣所抑制
更加讽刺的是，在解构掉了史学的主流之后，反而是曾被儒家强力压制的、以往不能登堂入室的“佞史”传统，倒在官僚统治的现代社会遍地开花了。回顾起来，沉浸在经学诠释中的历代学者，早就借着对于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解释，而指出了这种“小传统”的暗中存在：
“史，掌文书，多闻习事，而诚或不足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策祝文胜质，则礼所讥失其义、陈其数是也。史官文胜质，则当时纪载或讥为浮夸者，是也。”（刘宝楠：《论语正义》）
“质朴胜过文采，则像一乡野人。文采胜过了质朴，则像庙里的祝官（或衙门里的文书员）。”（钱穆：《论语新解》）
这样一来，历史学家们，也就从最值得尊重的、代表文明高度的人，一下子转变成了最可有可无的、根本不值一提的人了。这也就是陈寅恪所代表的那种气节和气度，为什么突然显得如此遥不可及的原因。
更加要命的是，晚近以来，在科技官僚的外行压力下，在“世界一流大学”的空洞诱惑下，西方史学所带来的那种形式合理性，也已成为各种社科基金的主要考核指标，而在这种徒具表面的学术外衣之下，所谓“秉笔直书”的道义冲动，反而更加要被抑制住了——否则岂有得到批准立项的可能？
事实上，那些被孔子深度厌恶的“巧言令色”的佞史，向来都比胆识具备的令人钦敬的良史更容易谬种流传，因而也更容易形成气候。于是长期以来，他们总是可以提供大部头的史籍来粉饰太平，总是可以提供最琐碎的断烂朝报来堆满书架，总是可以提供无厘头的野史掌故来充斥巷议，总是可以反复炒作旧芝麻陈谷子来为传媒补白……然而，他们到头来也总是逃不脱这样的不治之症：无论如何也提不出任何独立的识断、判定与抉择。而由此一来，这群人简直就把整个历史学科都给消费和透支掉了，也就是说，他们既已向当朝的权贵证明了，历史编纂对于任何不合理的东西都是有益无害的，其实也就向后世的子孙证明了，历史编纂对于任何严肃的精神事业都是毫无意义的！
正因为这样，当今的中国史学家们，也都罕有那种奋勇的担当了。我反而经常痛心地看到，那些研究中国经学史的人，可以比朱熹还更清楚历史的细节，然而这些从业者的平均道德水准，即使以较为委婉的口气来表述，也绝对不会高于普通的百姓。
与之相反，倒是在狭小的民间社会，还有些以业余兴趣来记述往事的人。也反而倒是他们，还更多地保留了以往那种史家的风格，比如从老年人写作的回忆录，到记者们写作的历史演义，从已有的历史杂志，到新创的网络刊物。
只可惜，又显得相当吊诡的是，这些人所表现出的学术水准，也大多只是业余的。所以，那些受过更加严格训练的——其中当然已包含西学的训练——所谓“学院派”的史学家们，又往往不大能看得起他们。
所以说，下一位陈寅恪、下一位欧阳修或司马光，乃至下一位孔夫子，才是应当被我们焦急等待的、真正具有文化聚敛意义的“良史”。（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
（刘东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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