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本于《春秋》而发展到后世的史学，应当被视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史教”——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
由此，基于比较文学的警惕眼光，还确实不能把古代中国的史部文化，径直地等同于西方的history。或许可以不太精确地说，在人类知识谱系的钟摆架上，“史部”曾经在中国更靠近于人文一极，而history在西方曾经更靠近于科学一极？要不就干脆这么说，史部在传统中国的文化中，主要地还不是一个知识系统，而属于一个价值系统？
与此同时，想一想孔子、司马迁和司马光，我们又可以知道，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当地不同于希腊，在其内部的诸学问分野，并不是在相互争执与贬损，反而经常要由四部之间（经史子集）来相互补充。
也正因为这样，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才会成为士大夫们的标准日常功课。我多次就此强调指出，这种分为“四部”的知识，更像一个人的五腑六脏，根本就不容割裂式的分工。所以，经学和史学之间的互动与促进，即既从过去的往事中找出道德教训，又基于纲常伦理来反思既往历史，从来都是最典型和常见的中国阅读心态。
在这个意义上，由于都是从“六艺”或“六经”传递下来，就像本于《诗经》的后世“诗教”一样，这种本于《春秋》而发展到后世的史学，也应当被视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史教”，也就是说，它曾表现为任何寻常士子的日常功课，而且人们是否对它进行反复的温习，也曾构成文明能否正常延续下去的关键。
当然要注意，在这种意义上，这种“史教”中的“教”字，毋宁说就更偏向于所谓“教化”之“教”，而非所谓“宗教”之“教”。也就是说，它反而是充满历史经验的，而不是属于先验世界的；它反而是富于理性精神的，而不是属于独断信仰的；它反而是记述人间事务的，而不是去狂想化外之域的。
作为华夏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而达到的最高峰，这一点也理所当然地，在一个被称作“儒者统治”的高峰朝代，要表现为辉煌的宋代史学的基本特色。也正因为这样，这种宋代史学的基本倾向，也就同样要理所当然地，被陈寅恪的史学实践继承下来。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像赵翼《廿二史记》那样的精彩点评，作为一种个人的读史心得，才具有一种补充的重要性。此外，无论发挥了多少个人特色，既然是立意要来“秉笔直书”，就不能过分地文过饰非，于是在中国的史学中，就贯穿着一种朴素的“求是”精神，而正由于此，这种史家笔法还是和“文学”笔法，截然地拉开了心理距离。
出于同样的心理原因，基本的史实，作为一种共通的经验，作为一种认同的基础、一种诵念的常项、一种标准的记忆，也并不需要过于别出心裁的、作为个人专利的刻意“创新”。所以，如果有人执意去做“翻案文章”，这种小知间间地耍“小聪明”，绝对会被具有古风的史家们所厌弃。
由此，一个相关的要点也就在于，也正是借助于这种朴素的信赖，这种普遍的认同，这种持续的传习，中国史家对于往事的、具有某种朴素确定性的记述，才反而会作为一种“替代”手段，具有了“史诗”般的文化功能，给整个民族留下了集体的记忆。
当下中国学界须警惕某种“汉学心态”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苏源熙（Haun Saussy）近来冷然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中国历史写作如何不同于西方历史写作的问题，看来大体上还属于美国式的“平行比较”的问题。我胡乱地、未加验证地猜想，他大概还是在冒着某种“比较的风险”，要从这个遥远的、孤离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一个足以为其本国史学所借鉴的参照系吧？
而可惜的是，作为受到了他所属的那个传统之强烈冲击的现代中国人，我所看到的当今文明间的借鉴或传播，却主要表现为单方向的和压倒性的，也即主要是由“先进的”西方史学来冲击“落后的”中国史学，所以，我反而更倾向于运用“影响研究”的思路，去历史地考察和追踪自家传统的“失落”问题。
原本，“国学”与“汉学”应当是并立的两造。中国人虽久有自家的以“经史子集”分类的学问，但倘非在近代发觉别家也有自成谱系的学问，“国学”二字便绝无提出的必要。在此意义上，“国学”从一开始便是作为“不完备”的对待物问世的，意味着国人已意识到从未将天下学识“尽入彀中”。如此，“国学”在本质上不仅不排斥属于外缘知识系统的“汉学”，还坚信凡“旁观”者必有其“清”的一面。
可真正的麻烦和干扰却是，由于西方摧枯拉朽般的冲击，大多数中国学者在研究方法上，也都欣欣然地“自我殖民化”了——西方文明长期以来太过强势，以至于某些来自外部的方法与视角，也在巨大的压强下移入了我们文明的内部，甚至竟完全压倒了内部的声音。比如最近，人们对于某些字面上的雷同，投以了普遍而持续的关注；然而，除了这种较易鉴别的抄袭之外，其实更足以毁灭国内学术界的，恐怕还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剽窃，而是对于来自外部的“问题意识”的、不足与外人道的拷贝。
比如，所谓“古史辨派”在现代中国的兴起，以及它所带来的对于传世史料的局外人般的怀疑，就是西方的“科学史学”投向中国的强烈阴影。再比如，所谓“整理国故”的无谓学术努力，也无非是要尽量抚平中国文化胆敢跟西方的任何疏离与不同。在胡适看来，那无非是把这样一堆只有文物价值的死物，统统整理和收纳到他所带来的西方知识系统的抽屉里。
可实际上，如果再度回到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前述立场，我们并不难发现，其实任何模式的人类文明——当然也包括科学的西方文明——都会有自己的难以自觉到的“文化前理解”，都有它们掩藏在基本学识之下的地平线。
的确不错，从李济的挖掘工作开始，中国新兴的考古学家们，就总是需要将考古学验证于传世的材料。这种所谓“二重史证”的方法，似乎属于本土学者的“迷信”。然而转过来想想，在对特洛伊的古迹进行有名的挖掘之前，西方的考古学家及其赞助人，不也是先受到了荷马史诗的导引和鼓动么？
话虽如此，却正如李零曾经在《中国学术》上所转述的，他们竟连中国史家的“二重史证”也看不大上，而只相信必然是零散破碎的、看似科学的考古学报告，由此就批评王国维是把“大坛子”装进了“小坛子”里边。然而我就不信，西方人难道只靠鸡零狗碎的考古学材料，就能拼凑起自家文明的古史图谱么？
这就是我常常揭露的、眼下在中国学界竟也常见的“汉学心态”。无巧不巧的映照则在于：中国现代史学的主流，由于胡适和史语所占据了主要的资源，也就总是显得洋派十足；而与之相应，由费正清开辟的美国汉学，其主要的存在形态也恰恰正是历史学。这就使得前者在知识的样态上，倒很像是美国汉学的回声或支部；而且，他们到了台湾以后就更像，而且是越来越像。
与之对应，倒是台湾民间的学术界，特别是在某些边缘的哲学系里，反而产生了更有活力的新儒家。甚至，即使是在现在的台湾，也往往是大学里的文学系里，反而更多地保留了稍微原样点儿的国学。
不久前看到台大的叶国良教授在讲，他们那边现在的学者们只敢循着知识性的立法，去讨论古代人物和材料的真伪、时代等问题，而不敢再随便利用传世材料去立论，也看不到在传世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其实也可以进行彼此之间的互证。
而与此相应，我也不去讳言，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更加进入了史学的“现代化”时期。针对着这种压倒性影响的负面效应，有必要提出警告：千万不要把美国汉学学得“太像”了——尤其是那些正在构思博士论文的年轻人，现在竟连标题的句式都设计得简直是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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