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做客人民网（资料图）
人民网北京12月31日电 （万鹏）国家审计署昨日发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206988.65亿元。这也是我国首次摸清政府债务底数。人民网记者第一时间连线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解读审计内容。
王雍君指出，国家审计署最新发布的政府性债务审计报告,释放了两个关键信息:一方面,政府债务风险在整体上仍处可控范围内,情形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严重;另一方面,局部性的债务风险已经累积到令人担忧的水平,亟需标本兼治。
王雍君谈到，国际上大多采用欧盟标准衡量政府债务规模的上限，该标准要求负债率（政府债务余额/GDP）不超过60%。审计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的这一水平为39%，远低于警戒值。考虑到中国的口径比欧盟口径大得多—后者没有包括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以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救助责任的债务，如果换算成可比口径，中国的负债率水平还要低出一大截。另外，中国作为高速成长的经济体，在可预见的未来，其经济增长潜力明显高于作为成熟经济体的欧盟。这意味着：如果60%的上限对于欧盟是适当的，那么对于中国而言就偏低了。
王雍君指出，整体可控还表现在：中国政府清偿债务的能力比人们想象的要高。任何到其债务，最终都需要通过资产变现、或者通过税收和其他政府收入偿还。以当年收入偿付到期债务通常并不可取，因为这会减少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资源。但现在没有走到这一步，也不太会走到这一步，因为政府债务资金形成了包括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优质资产，这些资产对于强化服务和提升经济增长潜力意义重大，而且其中许多资产可带来现金流收益，必要时可用于偿债。规模庞大的土地储备提供了另一个流动性甚强的偿债来源。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拥有大量的现金储备—通常称为财政存量资金。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同，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调配能力，在必要时，完全有能力动员全国力量，应对可能出现的局部债务危机，防止其大范围扩散。
王雍君强调到，虽然整体可控，但审计报告也显示局部性债务风险令人担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基层债务、特别是乡镇层面的债务风险，远高于县以上各级政府债务风险，个别地区甚至无力偿债；其次，包括信托、垫资施工等在内的变相融资增多，这类融资既不透明也难以监管；最后，自2011年以来，地方债务增长速度依然过快，在一年半时间里净增了大约4万亿元。这样的速度显然不可持续。有鉴于此，实有必要尽快实施标本兼治之策。
治标之策包括：各级政府定期向社会披露债务报告，量化债务风险；各级地方政府尽快向上级政府提交偿债能力预测报告，偿债能力应基于全口径现金流预测；对已经无力偿债的地区和债务主体实施重点监控，根据具体情况尽快实施救援措施，同时约束其提出财政整顿计划，包括提高现金储备水平；建立自中央至县乡政府的四级对下债务预警体系，尽早鉴别哪些地区已经步入红灯区、黄灯区，哪些地区仍处绿灯区，以便及时采用针对性的防控措施；鼓励债务负担沉重、偿债能力不足的地区，择机通过出售部分优质资产的方式，降低其债务存量。
治本之策包括：将政府性债务纳入法定预算程序；将债务问责纳入官员问责体系；将各部门多头分散管理债务的体制，转换为财政部门统筹管理债务的体制；明确规定地方政府担保的资格条件和担保限额；对地方投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建立全面授信审批标准；规定市场债券的发行，应以经审计的、公开披露的资产负债表作为前提条件；澄清各级政府的债务责任与边界，避免向下级政府发出错误（兜底）信号；修订《预算法》有关政府债务管理条款，研究制定《政府债务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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