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何以变阻力为助力

政治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是人类作为社会性群体为协调相互关系、实现共同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活动机制。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永恒追求。但同时，政治又始终围绕着权力展开，通过权力的承载者——“官”去运行。于是，权力作为一种有限资源，势必会受到众多追逐者通过当“官”的方式竞相获取，无论这一组织是何种形式的组织。所以，从本质上讲，随阶级社会与生俱来的“官”与政治文明天然就是对立存在的；就社会发展角度论，“官”既是政治文明进步的承载主体，又是政治文明构建的阻力。接下来的问题是：官不可无，“官本位”如何？经多年的口诛笔伐，大家已普遍形成这样的共识：“官本位”现象必须彻底铲除，民本位必须尽早确立，现代政治文明必须尽快构建。应当认识到，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更是如此。“官本位”与政治文明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必须大力解决；构筑现代政治文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官本位”，或可变阻力为助力。

“官本位”在现代社会存续的现实和特征

“官本位”一词最早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它是相对于经济学专用名词——“金本位”衍生而来的，后被广泛应用。“官本位”把是否为官，以及官职大小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并以此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这种“封阶定级”的价值取向，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思想意识。多年来，不但党政机关的职级，就是许多技术类职务比如工程师、教授、研究员等，也基本上是参照行政级别来确定职位高下及待遇大小。

勿庸置疑，“官本位”意识严重背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平等、公开原则，既影响政府公信力，阻碍改革创新，又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损害执政形象，动摇执政基础，害莫大焉。学而优则仕、千军万马过官桥、不走市场走官场、人山人海的公务员报名队伍……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只想为官，只有当官才是唯一出路，才能被人高看一眼，才是成功的标志，那么谁来创造财富，谁来繁荣文化，民主政治如何生长，社会平等如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又如何达成……因此，官本位的社会一定是悲哀的，没有前途的。各界的另一基本共识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所实行的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导致了“官本位”的顽固性存续；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特别是现行的干部管理架构和附加在“官”上的各种权力与利益，客观上为“官本位”提供了现实的社会性体制条件。

尽管大家都把“官本位”意识作为一种封建陈腐意识来认识，将其作为一种保守、封闭、落后的观念来看待，看作与“民本位”根本对立的一种价值取向。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尚不能从真正意义上铲除“官本位”滋生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土壤，在较长时期内还难以彻底消除其根源，“官本位”仍然强烈地影响着多数人的思想行为，特别是在一些强势人群中根深蒂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些年我们看到，越是在高悬的法制利剑向腐败行为频频举起的时候，越是官、权、利趁机媾和却又昭然若揭的时候，越是在其成为反面教材警钟长鸣的时候，越发固化了一部分人对“官本位”的信奉，强化了一部人对官位的进一步逐获。

事实上，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官本位”就不断遭到批判。“官本位”与官僚主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互为因果，彼此推波助澜，恶化政治生态。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18日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17次提到官僚主义，如：“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邓小平同志在对其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进行猛揭猛批的同时， 讲话中又以25次的高密度讲到“民主”，深刻指明了民主就是其改革和前进的方向，就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有力武器。尽管1992年的那拨“下海潮”掀起之后，当官从政的势头曾一度逆转，特别是“官本位”意识当时在沿海地区市场经济的风潮中受挫，但旋即在之后的几年内，“官本位”这股旧习气重新抬头，且较数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近年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呈爆炸式增长为例：据人保部全国公务员考试数据显示，2003年国家公务员的报考人数为8.7万，2007年60万，2008年80万，2009年105万，2013年更是有望突破150万。仅10年之间，公务员的报考人数剧增16倍之多。许多热门职位“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竞争异常激烈。公务员这一当官的光环实在是过于耀眼。不可否认，从更多、更优秀的报考者中选拔政府工作人员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征。毕竟，要担负国家政策的制定、发布和执行等重要职责任务，必须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提升政府服务水平，这样也有利于在实践层面进一步推动现代政治文明的构建。而事实是，公务员报考热除了就业压力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受“官本位”意识的强烈影响。公务员为国家行政机构服务，历来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员。就社会现实看，目前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和社保待遇等各方面支撑的社会地位较高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公务员基本处于党政权力部门，有一定的公共权力支配权，有寻租权力的机会，这是其它行业所没有的。俄罗斯媒体2011年7月14日的一则报道称，时任俄总统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认为，官员职业在俄罗斯青年中受欢迎说明腐败水平很高，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国的类似情形。

就文化因素而言，我国传统文化一直把当官视作一件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的事情，即使没有物质方面的额外猎取，至少也能在精神层面获得一种满足。因此，通过考取公务员当官，基本可以实现马斯洛所说的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乃至自我实现需求。如果说公务员职位受热捧，可不以为怪，那么“官本位”意识正在影响着当代大学生——政治文明建设主体——的价值观导向时，就令人深为忧虑了。

从住房面积到手机补贴，从“信访信权不信法”到饭桌上的座次排定与喝酒顺序，从有高官参加就是所谓高端论坛到发言的顺序和照相时的座位安排，从稀缺资源获取的可能性到孩子的择校，从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中变味的依附关系到“官工”、“官商”、“官农”、“官二代”……一切的一切都从“官本位”出发。“官本位”在当今中国，可以说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渗透到了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呈现出广泛性、强势性、占有性、支配性、资源性、潜力性、蔓延性等一系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