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何以变阻力为助力

“官本位”是政治文明的畸形变异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是肩负着文明的使命而来，它天然就是“文明的”，但又潜伏着很多的危险，需要不断进行“文明化”的训练和规范。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政治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文明活动之一，是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协调关系、组织集体行动的行为；另一方面，政治是围绕权力运行的，而权力是容易腐败和被滥用的，蜕化为威胁性力量，伤害或破坏人类的文明生活。因此，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和规范，不断被驯化和“文明化”。

所以，政治参与不但是社会人的一种意识自觉，还是一种主观需求。因为每一种社会资源特别是公共资源是稀缺的，资源分配也必然存在矛盾和冲突。其解决之道，人类社会目前为止只找到一个：政治。这也就易于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了。“官本位”，正是官职确立、官阶订立之后政治运行的一种主要方式，其本意在于通过“官”的本位化来确立一种政治秩序。而政治文明，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技术，对国家公共权力进行合理分配和使用，使社会能够在一种秩序的框架内存续并发展。比较而言，“官本位”确乎是政治文明的畸变体。

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是现代政治文明源起的标志。作为建立资产阶级宪政制度的重要依据，“大宪章”的重大意义在于对公权力的合理分配与制衡。它历史性地彰显出了关于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问题。当国王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政治制度和政治技术便为政治实践所推崇。历史证明，随着“大宪章”应运而生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文官制度等制度安排，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主架构。

从“大宪章”以后各国的种种政治实践看，现代政治文明演进的方向大致有两个特点：第一，从统治政治转向治理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是向公民社会的回归。人本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和开放性以及参与性、法治原则等是公民社会的基本社会价值，公民精神的核心是契约精神。在向公民社会回归过程中，社会管理的方式不再是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的单向度管理，而是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通过合作、协商，确立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对公共事务实施管理。统治依靠的是单一的政府权威，治理依靠的是多元的、相互的公民合作的权威。统治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权力运行过程，而治理却是上下互动的公民合作过程。在统治走向治理过程中，“官”的作用须淡化，“民”的作用须强化。

第二，从权力政治转向权利政治。传统的政治活动基本围绕权力的问题展开。公民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强调权利的替代。尽管权力与权利不可分割，有多大权力便享有多少权利，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承担者与权利的享有者是全体人民。官员的权力与权利，必须建立在人民权力与权利相结合的基础上。鉴于上述认识，笔者基本赞同复旦大学桑玉成教授所提出的，政治文明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一是努力将人类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付诸实践；二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提高非暴力状态下解决政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三是使所有社会成员在一种文明祥和的政治状态下各得其所，互爱互信，共存共荣。在这点上，都是为社会寻求有效秩序的“官本位”与政治文明显然背离。

与“官本位”相比，现代政治文明的概念还反映了政治发展的一种进步走向。即从总体上来说，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应使得人类便于用和平协调的办法，通过政治制度和政治技术，使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越来越平和地得到消解，促进社会和谐程度的逐步提高。而不是把官与民的矛盾对立起来，使社会陷入利益纷争的泥潭不可自拔。

之所以在衍生“官本位”之后，人类的政治文明终将摒弃“官本位”，缘于三大积极因素影响：第一，民主政治制度的确立。这可谓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最重要成果。现阶段民主政治制度使社会的政治价值观、政治信念、政治情感逐步更新变化，一些相对较新的思想观念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法治等思想观念已经形成、普及和发展，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普遍增强。第二，公权力科学分配，规范运行。现代政治文明要求不断改善全体公民的政治环境和不断提高其社会地位，从有利于广大公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出发，逐步扩大公民对政治的有序参与，进而实现公权力的良性运作。第三，民主政治的成功实践。凡是实行民本政治的国家，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国家是繁荣的、人民是幸福的、发展是向上的、老百姓对未来是有预期的。由此可知，“官本位”是以“官”作为基本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一个人的自身价值和社会地位，而现代政治文明以公民利益为本位来衡量个人参与社会建设的价值与地位，两者截然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