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前瞻：简政放权是深化改革的总开关

　　纵览全球，不仅诸多国家行进在大刀阔斧地改革调整之路上，而且一些国际组织也处于择机而动地改革调整计划中。事实上，改革已成世界大潮、人心所向。放眼中国，深化改革更是到了最紧要关头。因为当代中国的一切红利都源于改革开放这一根本动力，如果没有后续改革的不断跟进，红利将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日益枯竭，原有的也可能丧失殆尽。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是深化改革成为不可逆转、不可停步的一条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正道，二是对于兴于改革、成于改革的我国来说，什么都不要养成路径依赖，但唯有改革促发展这条路径，必须永远依赖。因此，改革甚至应当是我们的总路径、总依赖。那么，今日中国深化改革的总开关和牛鼻子是什么呢？四个字：简政放权。因此，必须自上而下地做好简政放权的顶层设计，既赢得改革时空主动权，又获得人民群众广泛支持。

　　简政放权：是什么和为什么

　　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那么简政放权就是这个核心的核心。而且，简政放权应当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关键。从字面上理解，简政放权就是指精简政府机构及人员、下放权力于社会和市场。

　　第一个问题，简什么政、放什么权？说白了，就是政府必须精简机构部门、下放由此派生出来的巨大权力。一般而言，机构和权力是相互孽生的，机构派生助长权力、权力做实扩张机构。这就意味着，虽然一方面，简政放权必须双管齐下，否则缺一而不可为继。但是另一方面，机构为外在形式、权力才是实质内容，因而放权比简政更重要、也更困难。唯有放权，才能做到“皮存毛附焉”。关于权力，有两句传播极广的话，“官僚主义有自我膨胀的天性”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其含义十分深刻。有两点必须强调，一是说明权力的自我约束是十分困难的，二是说明唯其困难更需迎难而上。因此，权力之道，一是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二是放回社会手掌中。具体来说，所谓放权就是减少对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的占有权、控制权、审批权、决策权和分配权等，把相关的权力及其利益放还给企业、社会和市场。只作下述一个假设，就足见其意义之巨。如果真的放权到政府“无租被寻”的话，还会发生权力寻租腐败吗？理论上说，不会发生。可见，现在一些企业之所以热衷“傍政府”、“搞定政府”，个中玄机无非就是冲着政府权力而已。反过来，那些拼命揽权不放的，迟早是自掘坟墓、葬身在权力这把双刃利剑之下。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简政放权？一句话，为了更高效且更公平地配置资源，而这是由经济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经济学，简单说就是研究有限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一门科学。从斯密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的政府“看得见的手”，人类调节经济或者配置资源就有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手段。但也恰恰是可以有选择惹的祸，市场和政府往往容易掐架，而且往往是政府占上风。政府稍占上风也可能无大碍，但是政府一旦无节制地干预市场经济，陷入无穷无尽、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管理决策漩涡后，势必瞎指挥、乱操控、穷折腾，无疑会给经济生活的健康运行带来极大危害，甚至让整个国民经济“摊上大事”。中外历史上及现实中这方面的无数经验教训无不极其深刻惨痛地警示着这样一条真理：唯有简政并放权，才有生机与活力。

　　回顾这些年来的改革历程，围绕简政放权这个中心，取得的成就无比巨大也有目共睹，但是和人民的更高期待相比，和深化改革还有更大的潜力与余地待挖掘相比，和完全可以通过放权以铲除腐败滋生土壤来极大地减少权力寻租、从而更好更有效地反腐甚至达到杜绝腐败的目标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换个角度看，差距就是潜力、机遇与希望，因此简政放权大有可为。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要自己革自己的命时困难无以复加。

　　因此，真要在简政放权上有实质性作为，就必须自顶层设计而为之，才会势如破竹、功到自然成。而我们现在常讲顶层设计，那么，到底什么是顶层设计呢？最简单地说，就是自上而下、高屋建瓴进行的富有源头性、全局性、治本性和前瞻性的总体改革发展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