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前瞻：简政放权是深化改革的总开关

　　顶层设计的第二步：科学定位、转变职能

　　思想认识一旦能够统一到愿意自觉减少政府的资源权和干预权，应该说，就有了付之行动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是光说而不练是不行的。因此，顶层设计接下来的第二步就是科学合理地界定政府职能。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一直在说、一直在做的事情，即转变政府职能。

　　从理论来说，政府职能定位问题实质上就是政府和市场孰轻孰重、孰强孰弱的问题，而这已经成了人们治理经济的永恒性课题。这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其关键就在于如何把握好一个“度”。一般地，从微观角度来说，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由一个个分散主体决策的经济行为，只有“看不见的手”反而能加以自动调节；从宏观角度来说，市场由于其分散性与复杂性所决定，个体难以或者甚至无法自动从总量即宏观的角度予以调节，这就决定必须动用“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干预。正是这两手的适度运用，微观层面的资源配置不仅高效而且简约，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得以公平与均衡。问题在于，政府之手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插手到微观层面，而违背其存在的初衷，从而添乱。而市场之手又总是会如脱缰的野马毫无驾驭，无限放任的结果就是供求失衡，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因此，只有科学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职能边界，特别是明确政府职能，才能相安无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从历史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就十分注意研究解决政府职能定位的问题，特别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回顾一段经典历史文献中的真知灼见是非常有价值的。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针对过去及当时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的问题，已经十分深刻而鲜明地指出“没有触及赋予企业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也就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进而强调“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革，是搞活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并为此在紧接着的阐述中具体规定了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主要职能。说实话，我们既应为此而自豪，因为差不多三十年前，我们就已经认识到、提出来、并付之行动了；我们又应为此而惭愧，因为同样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虽不能说完全没有破题或者进步，但至少问题依然存在、个别甚至十分顽固。

　　从现实来说，我们党对政府职能定位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可以十分肯定的是我们今后还将不断探索完善下去。同时，根据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对于政府职能定位也已形成相对一致的共识。党的十八大报告就对政府职能作了十分精辟的最新概括，即“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禁让人拍案叫好！再一细想，更觉确实如此。如果政府能干好这三条，不仅可以很好地解决好长期困扰我们的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等问题，而且已经相当不容易。因此，政府何苦再揽那些干不好、干了也费力不讨好的事呢？果如此，人民有福、国家有福、政府自身亦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