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微观“制度救市”：股市改革“防微杜渐”

二、发展机构投资者

全球的主要股市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个人投资者为辅；机构投资者基本上占市场的60%~70%，个人投资者的比例一般不超过30%，中国A股市场则完全不同，至今依然个人投资者占多数，在沪深股市上，70%的投资者还是个人散户，机构投资者的比例不到30%。这与现状是与中国股市在历史上的政策影响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股市开始筹划试点的时候，只允许个人投资者参与，干部个人和企业不能买卖股票的，沪深股市从起步时就形成了主要是个人投资者参与的格局，导致中国A股市场散户多的特征。

股市散户多，在技术性救市政策的出台时，个人投资者之间的博弈削弱了技术性救市政策的效力。个人投资者都具有有限理性，这一是由于投资者个人面临的市场环境、行业状况和企业条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投资者个人进行投资选择的理性程度受到信息不完全的限制；二是由于投资者个人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投资者不可能无所不知。投资者个人主观上是偏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但是客观上的选择却未必实现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股市投资是一种博弈过程，一个自然人或一个机构投资者的选择受到其他自然人或其他机构投资者的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自然人、其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这种博弈过程存在着类似“囚徒困境”的问题，使政策效率没有达到最优。

政府相关部门在股市的博弈过程中，也是一个参与者，政府相关部门出台技术性救市政策，是综合考虑了股票市场供求状况、投资者构成、投资者心理、政府政策的目标等因素，在此基础上制订并出台了相关政策，预期达到一定的目标，政策的效果取决于政府与其他股市参与者之间的博弈。

但是，政府也是具有有限理性的，了解到的市场信息和数据不一定就准确，对这些信息和数据的分析也可能存在着偏差，加上政策从设计到最终出台还有一个时滞问题，政策出台之时市场状况已发生了变化，因此政府政策实施的效果也面临着可能的困境，特别是面对我国这样一个散户占多数的股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