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未富先老的制度性成因

也许，有人担心一旦放开人口政策，会带来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快速反弹，反而有悖初衷。心存此类担忧的朋友请思考如下两个问题：同样在计划生育的国策下，为什么2011年的人口出生率会比2000年低两个多百分点？为什么近些年的人口出生率基本上处于下降状态？这可是在人口政策不发生改变的情形下发生的真实故事啊。合理的解释是其他变量发生了变化。在这类变量中，经济环境也许是至关重要的。诚如贝克尔所言，是经济条件的改善提升了人们的时间价值，从而造成生育意愿的降低。事实上，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6左右，远低于人口生育更替水平 。当然，影响人口生育状况的还有生活成本、教育水平等因素 。概言之，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曾经为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获取、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协调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原有的生育政策已不适应新的“土壤”，反而成为未富先老的政策加速器。如果一味强化或坚持既定的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会缘此变得更为严峻。即使放开后，人口出生率可能会有所反弹，但空间也是有限的，不必过分担忧 。

三、金融安排滞后的影响

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明确表示中国金融制度的落后、金融发展水平的低下，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在陈教授看来，中国人的勤劳很大程度上是用去抵消制度成本了。具体到养老上，中国人向来崇尚儒家文化教义下的“人格化养老” ，而忽略了金融市场建设。现有文献也表明金融发展状况关乎国民财富的积累。例如，金融抑制会导致穷人面对更高的贷款利率和更低的存款利率，造成金融市场的机会不平等，使得穷人财富更慢地收敛，甚至陷入贫困陷阱（陈斌开、林毅夫，2012）。

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常用金融相关比率（FIR）来反映金融市场的发育情况。我们用中国2011年的数据计算得出的金融相关率为287.8%。单就数值而言，还比较高，但它不能涵盖金融市场全貌。在金融市场的三大组成部分中，银行间市场、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皆至关重要。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上述市场皆相对滞后，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譬如，中国证券市场近年来一直比较低迷（2012年11月27日上证指数跌破2000点，进入了“一时代”）。从总量看，2011年全年上市公司通过境内市场累计筹资仅6780亿元，比2010年减少了3495亿元。其中，首次公开发行A股282只，筹资2825亿元，减少了2058亿元；A股再筹资（包括配股、公开增发、非公开增发、认股权证）筹资2248亿元，减少1824亿。2011年，中国股票市价总值214758亿元，比上年减少50665亿元；股票成交金额421650亿元，比上年减少了123984亿元。在《全球竞争力报告（2010－2011）》这一更为综合的评估中，中国“金融市场成熟度”子项的竞争力指数仅名列世界第57位。尽管只是一个宏观概览，但也能一窥中国金融市场之面貌了。无怪乎人们将中国的资本市场称为“赌场”、“政策市”。

金融发展滞后不仅停留在金融产品开发等技术层面上，更反映在金融制度安排方面，比如风险监管、利率管制等。叙述至此，读者也许会问：这与未富先老有联系吗？回答是肯定的。事实上，国家或个人理财模式的优化不仅能提升财力、化解财务危机 ，也能很好的应对养老风险。以养老金为例，从国外经验看，养老金入市是一种趋势，长期而言能为养老金带来较高的投资回报（苏卫东，2012）。当然，这是以较为完备的资本市场为前提的。相形之下，中国的资本市场漏洞较多，其运行机制不足以保障养老金获得稳健回报。这极大制约了人们的投资热情，也使得可能的财富增殖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