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未富先老的制度性成因

二、生育政策V.S.人口红利

在影响未富先老的诸多制度变量中，人口政策是不可忽略的一大因素。时下，学术界掀起了一波有关生育政策的讨论，主要聚焦于计划生育对人口出生率和未来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值得肯定的是，计划生育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缓解了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通过较早赢得人口年龄结构优势，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源泉。此即所谓的“人口红利”。直观地看，充足的劳动力有助于降低工资水平，而低工资易使中国在劳动力密集产业中获得比较优势。事实上，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基本上就是沿着这一比较优势所指引的方向进行的。与之相对，老龄化社会则被称为“人口负债”。在现实中，其产生的影响要复杂得多，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与之相伴的养老问题等。

现在，我们来看在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的情形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状况。尽管各个年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有差异，但从趋势线看，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总体上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除去2010年增长率较高的情形，这几年的增长率都很低，2011年仅增长了0.3%。另据统计数字计算，尽管近二十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一直处于上升状态（2010年高达74.5%），但在2011年出现了反转，该年的比值比2010年降低了0.1个百分点。2000~2011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在波动中下降，而人口自然增长率除了2005年略有上升外，便一直在下降。具体来说，2011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1.93‰，扣除人口死亡率后，该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4.79‰。相形之下，2000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则高达7.58‰。短短十来年的时间，中国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便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预示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中国逐渐消失。换言之，“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 ，人口红利正在丧失。

值得说明的是，“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特征完全消失，而是从“无限供给”状态转向“有限剩余”阶段。明乎此，我们才能避免许多无谓的争论。事实上，自2004年以来在东南沿海陆续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便已向世人显示了转变的迹象。我们对湖南、贵州、四川等地劳务输出情况的调研结果也支持这种判断 。至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主要是一种结构性现象，而非总量过剩。这方面的文献颇多，就不展开了。

行文至此，读者朋友也许会对中国人口增长率转变之迅速心存疑虑。究其根由，固然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但也不可忽略经济因素的作用。先看经济因素。现代经济理论认为，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会导致个人实际工资的增加，进而导致时间的机会成本增加。这样，人们在做生育决策的时候会益加重视自身的时间价值。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家庭规模或子女数量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加里?贝克尔，2008）。该结论与我们日常的观察和统计数据甚为吻合。而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时效性如何，学界早有争论。依据本文的分析，在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下行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应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以应对未来劳动力供给紧张的可能性 ，创造新的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