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在首次与网友答问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引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观点，“财富如果长期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说明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的严重性。2012年9月15日西安反日游行的人潮中，农民工青年蔡洋砸穿了日系车主李建利的颅骨就是对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一个最好注解。像蔡洋这样来自乡村、孤独地漂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因低收入引发的仇富心理已使其渐渐成为“引发社会冲突的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引发的中国富豪移民 、资本外逃问题，已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对中国广大中低收入者而言，由贫富差距引发的物价上涨使得民生问题凸显，居民的幸福指数下降。

“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在于公平与效率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以牺牲社会公平的发展尤其牺牲大多数居民的福祉为代价换取片面的经济增长，最终会把增长扭曲，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反之，公平的社会环境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消费市场，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发展，提高效率，拉动经济增长。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要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应该将社会公平放在首位，建立社会收入公平分配的机制，保障每一位居民都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从而实现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教训比较给我们的启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找公平与效率“平衡”点，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仍然用“低收入国家”阶段以牺牲社会“公平”的发展尤其牺牲大多数居民的福祉为代价换取片面的经济增长，提高“效率”，最终会把增长扭曲，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反之，“公平”的社会环境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消费市场，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发展，提高效率，拉动经济增长。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要继续维持“效率”，唯有突出社会“公平”，建立社会收入公平分配的机制，建设“橄榄型”社会收入结构，从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包容性”增长，产生足够的推力，强劲助推经济跨越“陷阱”。

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一国经济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人均收入3000美元附近是低中等收入国家能否完成产业升级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敏感阶段，即“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此阶段，在各类要素成本大幅上升，环境治理等要求提高。因制度和技术等创新力不足，整个国民经济效率低，在低效率下形成的高速增长（泡沫经济）会拉动各类要素价格上升，使低效率的扩张难以支撑。在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的条件下，整个国民经济难以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向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升的竞争优势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