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观点代表了当前国内很多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由低收入阶段粗放型向中等收入阶段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容否定，“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是一个效率命题，即能否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人均GNI由4000美元稳定达到10000美元。

对巴西和日本净出口、投资、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发现，2000年以来，这两个国家净出口占GDP比重均低于4%，2009~2011年巴西贸易逆差，净出口为负值。两国投资占GDP比重在20%左右，消费在GDP中占75%左右。因而效率的观点难以解释两国人均GNI的巨大差异。上述巴西与日本的比较可以看出，巴西的经济增长率不低但为什么巴西的人均GNI1994年已超过3000美元直到2011年才超过10000美元，17年时间尚未成为高收入国家 ，因而如果仅考虑效率方面，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中等收入陷阱”是公平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跨越国家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在社会公平方面存在很大差异，1981~2010年间巴西的基尼系数均高于0.5，远高于国际警戒线0.4的标准，个别年份甚至高于0.6（见图7-3），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不公平问题严重。而日本的基尼系数从1981~1990年间均低于0.3 ，社会收入分配比较公平。

其他掉入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阿根廷自1986年以来，基尼系数始终大于0.4 ，2003年最高，达到0.5471，近年来系数有所下降，但仍高于0.4，超过国际警戒线。1986年该国10%的富人收入是相同比例穷人收入的16.63倍，2001年达到58倍，近年来这一数字有所下降，仍高于22倍，收入分配较为不公平。

墨西哥的基尼系数大都高于0.45，2000年达到0.51，而后略有下降低于0.5。1989年该国10%的富人收入是相同比例穷人收入的10.5倍，2000年达到27.7倍，近年来这一数字有所下降，仍高于22倍，收入分配较为不公平。

相形之下，亚洲四小龙较好地重视社会公平问题，通过国内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发展战略，基尼系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韩国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1971年为0.36，1993年时仅为0.316 。台湾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 ，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较低的基尼系数意味着社会各界共享经济成长的果实，财富在社会各阶层的分布比较均匀，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扩大国内消费，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同时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基尼系数比较高，在0.4―0.64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大，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阿根廷在2001年的经济危机期间先后更换了5位临时总统，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国内学者对拉美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表明，贫富差距恶化不是导致拉美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原因 ，但贫富差距恶化是关键性因素。发展经济学先驱诺贝尔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混乱动荡的方面，没有很好地理解为什么这些变化会发生，以及它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就不可能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政策。” 布拉姆巴特（2007）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表明过大的收入分配不公使得低收入者难以获得投资机会，最终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霍米?卡拉斯（2009）指出能否正确处理收入分配不公是印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