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管制下的利率和资本账户

我国银行体系的现状是在国有银行占据垄断地位下实行利率的行政管制。贷款利率虽然有所放松，但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存款利率仍然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 。长期以来，国有银行体系都处于行政垄断地位。我国银行体系主要是由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构成，它们的资产占整个银行体系的92%以上。截至2011年底，全国法人银行类金融机构达3800多家，其中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占比重为47.1%、股份制商业银行为24.4%、城市商业银行为15.0%、农村商业银行为10.4%、外资银行为2.9%。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国有银行都占据着绝对优势。而美国的8000家银行中有7000多家都是小银行，这些小银行针对不同的需求进行分工。过度的金融管制，使得借贷市场成为国有银行主宰的卖方市场，只要是个银行，就能赚钱。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发布的2011年度业绩显示，四大行净利润突破6000亿元，日均赚得17.26亿元，较高的净息差则是各大银行“日进斗金”的主要贡献者。国有银行过高的定价权，不仅难以实现资金的最优配置，也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

民间借贷所导致的危机，人们往往不假思索的归咎于高利贷。而实际上，由于利率管制所造成的国有银行体系在较低的存款利率基础上所形成的较高的存贷差，才是真正的“高利贷”。利率实际上是资金的价格，在政府的利率管制下，长期执行的超低存款利率直接导致了利率无法发挥价格信号的市场作用，当正规渠道无法满足资金的需求时，非正规金融渠道必然诞生，形成二元金融结构 。

二元金融结构下，形成了资金价格利率“双轨制”。一方面，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均衡利率，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的贷款利率由市场供求决定，远远高于垄断市场的利率水平。当国有企业以百分之七八的成本从银行获得大量贷款时，众多的中小企业却不得不以百分之十几甚至更高的利率通过民间借贷获得资金。

利率的“双轨制”，必然导致寻租行为的产生。由于民间借贷利率和银行贷款利率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从银行贷款然后再转借给民间借贷可以获得巨额利差。一些国企、上市公司等企业成为准金融机构，一方面利用其官方身份从银行获得廉价资金，然后转手将资金让渡给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收取高额利差，变身影子银行，不少民间高息资金的源头其实是银行。国有企业利用银行贷款、上市公司通过委托贷款，变相流向民间借贷，助长了民间借贷的畸形发展。截至2011年8月31日，沪深两市有关上市公司发布委托贷款的公告共117份，涉及64家上市公司，其中，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有35家，一共发放169.35亿元，同比增长38.2%，基本都流向了支撑中国经济基础的中小制造企业。在委托贷款利率排前10位的上市公司中，浙江上市公司占据7家，包括香溢融通、卧龙地产、杭州解百等，共发放10.35亿元贷款。不少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也是银行授信。百乐家电郑珠菊一案，正是通过在民间收购银行承兑汇票融资，从银行贴现后，资金流入其在上海开设的担保公司进行放贷，案发后查获承兑汇票登记总额超过一亿元。

除了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影子银行还有银信合作。银信合作的信托方式属于直接融资，筹资人直接从融资方吸取资金，不会通过银行系统产生存款，在银信合作中，资金募集方以项目未来收益为抵押，由信托公司设计一款基于该项目现金流的理财产品，周期一般为一年到一年半，并委托银行代销。问题在于，信银合作所筹集的资金流向，难以监测，往往投向了房地产行业或者涉足民间借贷。一方面，商业银行通过银信合作将资本移出表外，减少了资本要求，并规避了相应的准备金计提和资本监管要求；另一方面，通过大规模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后，商业银行将其推向市场销售给客户，其利润往往是锁定的，风险则完全转嫁到了客户手中。一旦现金流出现问题，则容易导致资金链网络的断裂。比如，资金募集方房地产开放商未能如期卖出商品房回笼资金，成为烂尾项目，该理财产品的资金链断裂，而银行与信托公司在项目初期已经获得托管和服务费，虽有借款人提供的反担保措施等风险补偿机制，但受害的往往仍是购买理财产品的普通投资者。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条实际上囊括了银行、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担保公司、投资公司、中小企业、地下钱庄等各种机构，它们以“击鼓传花”的形式玩起了资金游戏，游戏的结果，则是资金链断裂，惨淡收场。

目前，我国早已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可兑换，而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资本账户开放过程，是一个逐渐放松资本管制，允许居民与非居民持有跨境资产及从事跨境资产交易，实现货币自由兑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