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地方政府举债行为，《预算法》虽然有约束，但并没有禁止其他举债渠道和方式。应当及时修改有关的法律条款对此进行约束，否则，这次对地方债的审计也只限于一次审计而已。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警觉。近日，国务院要求审计机关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这一举措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30多年前，为解放思想，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推动改革开放，邓小平主张不争论，先干了再说。这一主张在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革命性的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应该及时转入“先立规矩后办事”的轨道，不能永远都是先干了再说，以防止留下的漏洞变成黑洞。

按照《预算法》的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文件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这个规定的本意是禁止地方政府举债，但由于只对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行为进行了禁止性的约束，没有对其他举债行为进行禁止性约束。所以，地方政府就采取设立公司的方式举债，通过组建融资平台公司，绕开法律约束，结果形成了今天的局面。当然，我们不能一概否定政府融资平台的历史作用。

融资平台的最早雏形，始于上世纪80年代，广东采取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随后，其他地方政府纷纷效仿，建立融资平台，举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议。此时，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举债方式和行为，就应当及时立规矩，加以约束。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开始更多依赖融资平台，筹措资金。据审计署去年公布的数据，全国涉及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有6576家。有了政府背景的融资平台很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发行城投债。但是，融资平台的具体举债规模和偿债能力审核，既未纳入人大审议，也没有明确的规矩，陷入了无序的混乱状态，导致相当一部分债务成了隐性债务，谁也弄不清地方政府债务究竟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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