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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坡过坎”期，中国经济如何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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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8月08日06:42 来源：解放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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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爬坡过坎”期，中国经济如何应变 赵振华
在中国经济 “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会议指出，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
在近期出炉的经济“中考成绩单”中，上半年经济增长7.6%，高于年初7.5%的全年预期目标。有评价称，与过去年均10%左右的增速相比，中国经济开始向更注重质量的相对高增长期过渡。这将是一个与自己的过去比“慢了”，但在世界上“仍挺快”的可持续发展期。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会出现一些变化，社会能否适应这些变化，将对形成新的发展节奏共识产生重要影响。
如何正确看待经济增速由“高速”向“次高速”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改革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教授。
中国的转型不单是经济转型、经济结构升级的一元突进，也会伴随社会转型、制度完善等多方面变化。在此情况下，经济增速适度降低，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稳定
过去高速增长时期，我国国民福利增加了，但不够均衡。如果未来通过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国民福利就很有可能不减反增，形成经济次高速增长下的福利增加和福利均衡
■ 本报记者 李小佳
应变第一环：正确看待增速的快与慢
解放新论：对于7.6%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人认为，这可以帮助中国摆脱“唯GDP”的心理枷锁，推动改革。也有专家判断，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来说，这个速度还是有点高，要进一步放慢增长速度，才能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怎么看待上半年我国经济表现？当前的增长速度，究竟是“快”还是“慢”？
赵振华：判断当前增速是“快”是“慢”，必须综合来看。
纵向看，这一速度比改革开放以来9.8%的平均增速要低，中国经济进入次高速阶段。横向看，相比世界其他国家，我国经济增速仍居全球第一。总体而言，当前中国经济还是不错的。
判断经济形势，不能单看增长率，还要看通胀率。上半年，CPI增长率为2.4%，低于3%，属于低通胀。增长率通胀率都高不好、都低也不好，现在我国是中高速增长、低通胀，无疑是比较理想的。
而从就业水平来看。现在我国增长率相对放缓，但今年1月至6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725万人，相比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全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上半年已完成全年目标的四分之三强。
这些都说明，我国经济处于合理区间，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对当前中国经济有两点评价：一要“稳增长”，要看到未来需要密切关注短期经济增速的变化；二要“有信心”，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没变，长期增长走势没有变。
应变第二环：正确看待增速与福利的关系
解放新论： “唯GDP”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是，经济增长一放缓，人们就开始紧张，担心生活水平会随之下降、就业会出现问题。究竟有必要怕吗？
赵振华：首先，要对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有正确的研判。我认为，我国经济增速不会过度过快下降。从外需来看，整个国际经济形势不是很景气，但基本上也不会再恶化，这决定了外需是有动力的。而且，中国目前的贸易量依然很大，去年进出口总额为3.8万亿美元，这对稳定出口、稳定国内经济有帮助。从内需来看，国内消费需求已经开始发力并显现一些新动力。数字显示，去年消费率约为54%，高于前年，其中旅游消费尤其旺盛。我国还有投资需求，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投资增长率可能会下降，但投资量还会增加。因此，不需要过度担心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其次，要正确看待速度和福利的关系。在增速不会过度下降的前提下，国民福利就有了一定保障。在此基础上，如果分配结构更加合理，就更不需要担心增速适度下降带来福利损失。过去高速增长时期，我国国民福利增加了，但不够均衡。如果未来通过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国民福利就很有可能不减反增，形成经济次高速增长下的福利增加和福利均衡。
再次，要正确看待速度和质量的关系。 “用速度换质量”的说法其实有待商榷。从国际上看，日本曾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其间日本经济的质量有了很大提升。我国过去高增长时期，也伴随着经济质量的大幅度提升。当然，其间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如高投资低产出，教育、医疗、环境问题没有太兼顾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某种程度上会略微影响到增长速度。但总的来说，经济增长率有高有低是一种规律。未来通过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回升，也可能进一步下降，对于这个速度必须要客观看待，不能绝对地说快就是好，更不能绝对地说慢就不好。当前，增速下降一些，可能会带来企业收益减少、财政收入下降，但也会促进技术进步和资源更合理的配置，从而实现更有质量的增长。
速度很重要，但不是唯一，更不能把所有的事，如福利、就业等都和GDP画上等号。中国的转型不单是经济转型、经济结构升级的一元突进，也会伴随社会转型、制度完善等多方面的变化。在此情况下，经济增速适度降低，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稳定。就像火车变道时，要适当减速才更安全。总的来说，我们需要实实在在的速度、没有水分的速度、可持续发展的速度、百姓能更好地分享发展成果基础上的增长速度。这样的速度慢一点未必不好，不需要过度担心。
应变第三环：正确看待增速与改革的关系
解放新论：速度慢了，很多人就将注意力更多投放到改革上。这固然不错，但其中似乎有一种急躁的倾向。如有学者提出，很多人希望改革的红利赶快释放，希望城镇化的效果赶快释放，这实际上还是对过去高增长的留恋。“新速度”下，如何防止改革急躁情绪滋生？
赵振华：出现急躁情绪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期望很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证明，改革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正能量。在此情况下，人们对改革的期望也会越来越高，希望从改革中获得更多红利。二是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约束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需要通过改革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有少数人对此可能有些着急，于是产生了急躁情绪。
增速放缓时，更要强调积极稳妥推进改革，换句话说，改革也需要稳中有为。这至关重要。
“稳”首先指改革的方式要“稳”。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说明，国家社会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当前不少改革举措已在进行，只是还处在效应潜伏阶段，大家还感受不深而已。我们的改革方式一直是渐进式的。比如所有制改革，先是允许个体经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后是国企改革，而国企改革也是先经过放权让利、租赁制、承包制的探索，1993年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是现代企业制度，随后对国有企业进行国企战略性兼并重组；分配制度改革，也是先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接着提出要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后来提出允许和鼓励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现在则提出要提高“两个比重”，实现“两个同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等。可见，很多领域都通过渐进式改革取得实效。过去改革是先易后难，现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更要强调稳中有为，不稳就没有为。
“稳”还指改革的方向要“稳”，不能变。这包括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变、转变发展方式的方向不能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不能变、推进城镇化的方向不能变。
而要做到“有为”，则要处理好两组关系。一是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前，以政府代替市场，经济没有活力；而全用市场代替政府也不行。只有政府和市场明确自己的定位，不越位、不缺位，改革才能更加有为。二是要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例如，我国就业量逐年增加，但就业后收入、就业环境怎么样？再如，过去30年城镇化高速推进，年均一千三四百万的人口进城，但到了现在，在保持一定速度的前提下，更多地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应变第四环：正确看待增速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解放新论：面对增速的变化，中央并没有祭出“经济刺激”的大旗，甚至当银行业出现所谓“钱荒”之后，依然表现出了冷静和审慎。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提出，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下半年，宏观调控的重点是什么？会不会再出台刺激性政策？
赵振华：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指政府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市场运行进行引导调节和控制，以达到国民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宏观调控政策有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政策。不能认为中性政策或政策主线不变就不是宏观调控，这恰恰也是一种宏观调控。
就稳增长而言，究竟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相机抉择。下半年的政策需要等到三季度结束，根据下一阶段的运行情况来选择，但不会是政府过度投资刺激政策，因为其目的不是强拉经济重回10%增速，而是防止经济滑出“下限”。
从中长期来看，今后会更强调通过改革而非刺激性政策实现经济发展。以贷款利率市场化为例，这为大金融机构给中小企业贷款打开了通道。因为，大银行给小企业贷款成本高，如果是固定利率，银行很可能不愿意贷给中小企业。而利率市场化，使银行有更多自由裁量的空间，既可以保障中小企业得到金融服务，也能够保障银行的利益。再如财税制度改革，8月1日起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目的就是进一步激发市场的活力。
此外，要强调的是，通过改革释放市场本身的活力，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包括政府职能转变、减少审批事项、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高考制度改革，等等。可见，经济政治社会方面都在释放改革的活力，并把改革的活力变为经济的活力。与以刺激性政策来拉动经济的短期上升不同，改革带来的将是更为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来源:解放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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