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汪亭友：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不是“普世价值”
四、否定“普世价值”并不否定价值共识的存在，但所有的价值共识都不会是“普世”的
应该说，一定的主体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范围内，可以达成一定的价值共识。比如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会逐步形成对某些基本价值的认可，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还存在绝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共识。但所有的价值共识都是有条件、有范围的，而且会随着条件和范围的改变而改变，并不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普世”的价值共识。
比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利用自然造福人类，这是人类的价值共识。但人类的这一共识也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中。在生产力落后、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人类过多地强调对自然界的攫取，甚至为满足人类过度需要而不惜违背自然规律，因此遭受大自然的惩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在总结以往教训的基础上，人类逐渐意识到不计后果地掠夺自然的危害，于是开始改变乃至抛弃原有的错误观念和做法。当今时代，人类更加强调尊重自然规律，提倡科学地利用自然，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毫无疑问，将来的人类会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对利用自然的认识。
又如当今时代的核威慑、恐怖主义、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全球性问题。全人类因此有了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反映并解决这些问题的价值共识。但这些全人类的价值共识并不是“普世”的。因为全人类面临共同问题与存在共同利益是一回事，而对待共同利益的态度、处理共同问题的方法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比如美国至今不肯放弃率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至今不肯加入旨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说到底是要维护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
2009年9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可以说是对“普世价值”鼓吹者的极大讽刺。190多个国家的代表带着对全人类共同问题的担忧参加了会议。然而保护全球环境这个价值共识并没有得到与会各国的真正的普遍认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譬如如何采取行动等问题上分歧巨大。美国公开拒绝接受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竭力推卸美国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和现实义务，同时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其实质是保护全球环境这个人类共识并没有成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普世价值”。
再如宪政。一些人刻意掩盖宪政的阶级实质，竭力淡化宪政的制度属性，试图把宪政同资本主义制度剥离开来，使之成为具有独立形态的普遍适用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模式。毫无疑问，宪政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普遍价值共识，它维护的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为发展资本主义保驾护航。因此，宪政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是统治阶级压迫他们的工具，有着深刻的资本主义制度内涵。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揭露宪政的资本主义本质和实质，他认为欧美式的宪政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宪政，“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对于这样的宪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决不认为它是“普世”的。相反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还要将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宪政绝不是一些人所说的“无东西方之分”、“对全人类有普遍意义”的“普世价值”。
五、不要把客观事物中的共性或一般性当做价值观念的“普世性”
主张“普世价值”的人在思维上有一个共同点，即把人们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共性或一般性，当做价值观念的“普世性”。比如，把不同阶级、不同人群存在的价值观念中的共同点、把不同国家在实践中积累的相同或相似的经验抽象出来，叫做“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权等，资本主义国家讲，社会主义国家也讲，资产阶级的语汇里有，马克思主义的语汇里也有，资本主义国家在做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搞。因此，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权等就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市场经济以及法治就是“普世经验”、“普世模式”、“普世价值”。
把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与个性或特殊性割裂开来，只看其一不看其二，这是形而上学的认识方法。从哲学上讲，客观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并不能孤立存在。人们在思维中可以抽象出客观对象的共性或一般性来，但是在现实中，共性或一般性脱离不了个性、特殊性。共性或一般性总要寓于个性、特殊性之中，并要通过个性与特殊性表现出来。完全脱离个性与特殊性的抽象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具体水果（苹果、橘子、菠萝、香蕉等）中抽象出共性，把它概括为水果，但在市场上只能买到具体的水果。
即使从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共性或一般性也不会一劳永逸、静止不变的。因为一定历史条件下，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类认识事物的手段、能力、水平总是有限的。需要经历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决定了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也必然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永恒不变的。另外，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属于客观认识的范畴。而上述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权等属于价值观的范畴，价值观领域的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权等从来就不是“普世”的。
比如，民主虽然是个抽象的概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讲民主，但究竟哪种民主好？不同的阶级对民主有不同的回答。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人民当家作主。而资产阶级所说的民主，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保障的是资本剥削和压迫的自由。正因为不同的阶级对民主有不同的认识，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语汇里，总要讲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民主前面的这些限定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点明了民主的阶级性、民主的本质。人类社会从来就不存在一种全人类都能认同的纯粹民主、一般民主或“普世民主”。
抽象的自由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也是不存在的。人们对自由的理解总是具体的、有差别的。不同的阶级有不一样的回答，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认为凭借占有的生产资料雇用工人、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就是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而工人阶级则认为，消灭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自由。
对于民主、自由的本质，毛泽东同志一语中的：“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他还说：“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
不仅民主、自由是具体的、有阶级性的，平等、公平、正义、人权等观念也是如此。在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条件下，抽象的自由、平等都是骗人的。列宁尖锐地指出：“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笼统议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无论怎么说，都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这些问题，必然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的利益、剥削者的利益。只要闭口不谈这些问题，不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和平等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谎话和伪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用形式上承认自由和平等来掩盖工人、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即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居民在经济方面事实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
市场经济有其一般性的内涵，但市场经济并不能抽象存在，它总要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形成各具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即便在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也会有不同表现。这是市场经济在与不同国情结合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特殊性。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面的“‘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对市场经济的内涵和理解也会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是“普世价值”，而是市场经济如同计划经济一样，都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合适就用，不合适就不用。
法治从本质上讲是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维护其政治统治的一种工具，是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并不为某一社会形态所独有，存在于一切有法的社会。但法治不是抽象的，它在服务某一具体社会形态的过程中必然带有此种社会形态的性质和属性。比如，我们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指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以及“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贯彻的“两个原则”。这就点明了社会主义法治同资本主义法治的本质区别。
我们反对“普世价值”的提法，并不是要否定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或如一些人指责的片面强调个性、特殊性。我们主张恢复唯物辩证法的本来面目。既要看到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又要看到事物的个性或特殊性，并将两者科学地统一起来。主张“普世价值”的人，片面强调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以此作为“普世价值”存在的根据，这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不符合客观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