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体哲学从哲学角度思考各种机体的性质、结构和演变规律。近代科学兴起之后，机械论世界观一度占据主导地位，“机器”被认为比“机体”更为根本。但是，从莱布尼茨、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到德国哲学家汉斯·尤纳斯等人，机体哲学研究一直在延续。当代科技、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展现了对机体哲学新的时代需求，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机体哲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一

　　机体哲学研究的当代价值首先体现在本体论领域。受机械论世界观的影响，人们看待机器、工具和各种产品时，首先想到的是其物理和化学性质，较少关注人类自身机体特征对机器、工具和各种产品结构、功能的影响或嵌入。实际上，一些学者早就指出机器和工具已经被人类以各种方式赋予机体特征，如19世纪德国技术哲学家卡普认为工具是人类的“器官投影”，马克思认为工具是人类的“器官延长”，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盖伦认为工具是人类的“器官补偿”和“器官强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机器带有越来越多的机体特征，“机器”与“机体”的传统鸿沟正在缩小。机器和工具都可以视为不同程度的“人工机体”，它们区别于纯粹的自然物，是人类将自身机体特征通过实践赋予自然物的结果。

　　人类还将自身机体特征通过实践赋予社会组织结构以至思想观念体系，这就出现了各种“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前者包括家庭、家族、社团、政党、国家等；后者包括各种知识体系、心理结构、语言系统、游戏规则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范式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正是因为它们研究的是“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而不是纯粹的自然界。然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对“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的认知，比如，尽可能用量化指标考察“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的特征，注重实证调查和效益分析等。西方近代机体哲学曾从机体角度考察事物的存在方式，如莱布尼茨的“单子”是具有机体特征的精神事物的基本单位，怀特海用“过程”和“事件”取代机械论世界观的“广延”和“实体”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但是，机体哲学尚未在影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范式上发挥主导作用，一个可能原因是机体哲学的本体论研究还不够充分和深入，在解释各类“机体”特征和相互关系方面还存在问题。机体哲学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技术实践的本质，揭示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促进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深入发展。

　　二

　　机体哲学研究的当代价值还体现在认识论领域。近代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注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强调明晰性、确定性和严格性。用这种思维方式研究各种“机体”，很容易造成对“机体”内和“机体”间有机联系的割裂。“机体”具有能动性和目的性，其表现方式灵活多变，有些有机联系则是隐蔽的、随机的。如果简单地用逻辑分析看待“机体”性质，以为只有达到明晰性、确定性和严格性的标准才能把握“机体”的本质，就会忽略“机体”本身固有的许多特点，作出偏颇或错误的判断。一台机器如果只从逻辑分析角度看，只能看成零件的组合，只有从结构、功能和目的角度才能揭示其“人工机体”特征。法国哲学家埃吕尔曾认为技术体系的发展显示出某种客观的“自主性”，这正是“人工机体”特征的集中体现。作为“精神机体”的人文文化，更难以完全依赖逻辑分析思维加以研究。人际交流中的“意会”知识、情感变化、生活体验、审美标准等都需要依靠直觉加以把握。

　　简单的逻辑分析思维有可能造成对“社会机体”中各种现象的错误或片面理解。在“社会机体”中，有些事物特征是明晰的，但可能受隐蔽的社会因素的潜在制约；有些事物特征看起来确定无疑，长时间却会显现不同侧面；有些依赖直觉的判断和推理似乎不够严格可靠，但实践中却往往行之有效。如果只接受符合明晰、确定、严格标准的认识成果，排斥直觉，就会造成思维狭隘、僵化以至谬误。例如，主张个性高度自由一直是西方传统文化突出的显性特征，但其隐性的社会基础是人们对规则、制度和契约关系的深厚的习惯性认同。如果只注意显性社会特征之间的联系，忽视隐性的社会基础的制约，就会以为只有“个性自由程度”直接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

　　要正确认识各种“机体”中的有机联系，关键在于处理好逻辑与直觉的关系。直觉思维有助于把握“机体”的整体特征和功能，发现隐蔽的、随机的、流变的有机联系，在信息和知识不完备的情况下比较准确地评估事物的发展趋势。但直觉思维不够精细，容易忽略认识成果成立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因而需要从逻辑上进行追问和整理。机体哲学研究为逻辑思维和直觉思维的有机结合提供了统一的理论框架。莱布尼茨认为本质认识除了概念的自明性之外还有直觉的起源，这种观念对后来胡塞尔现象学的“生活直观”“本质直观”概念有着深刻影响。20世纪以来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发展，将人们的关注点引向“不在场”的存在，引向“前理解”和“视域融合”，为辨识各种有机联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中国传统哲学是在逻辑思维不发达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其中包含很多有助于揭示直觉思维的过程、方法和功能的思想资源。然而，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源在表现方式上还缺乏现代特点，其影响有限，原因之一是缺少逻辑上的追问和整理。从机体哲学角度开展这方面研究，有助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在处理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三

　　体现机体哲学研究的当代价值的第三个领域是价值观和伦理学的领域。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引发的环境和生态危机、高新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现代化和后现代进程中人际关系的调整，都需要通过机体哲学研究及时进行理论概括，从价值观和伦理学角度考察其中的观念冲突和实践问题。

　　现代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说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机体哲学的特征，主张把人类与自然环境看成统一的“机体”，从维护生态系统有机联系的角度开展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当代高新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展现了人类“生理机体”与“人工机体”新的复杂关系。如果像芯片、纳米机器人、人造器官这样的“人工机体”越来越多地嵌入人类的“生理机体”，甚至成为一部分人监视、控制、摆布另一部分人的强大工具，如何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汉斯·尤纳斯从机体哲学出发，主张科技工作者要对科技应用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后果负责，主动避免出现不可逆的消极影响。海德格尔力图通过哲学反思摆脱现代技术的“座架”，回归人与自然和谐的有机联系。然而，这些努力还未取得预期效果。如何从价值观和伦理学角度协调各种“机体”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这里有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机体”整体与其部分或单元的价值和伦理关系。机体哲学研究注重“机体”的整体结构和功能，并不意味着“机体”的整体价值可以无条件地优先于部分或单元的价值，或者说为了整体价值可以无视部分或单元的价值。“机体”的生命力在于，其整体的活性既决定了部分或单元的活性，又取决于部分或单元的活性。在此基础上，应提倡一种从局部和单元出发主动维护和发展整体价值的伦理观念。在“社会机体”中，既要尊重每个公民的人格与权益，又要提倡个人主动承担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培育“社会机体”整体上的活力。

　　二是“机体”各部分或单元之间的价值和伦理关系。由于“机体”内部存在各种有机联系，如果某一部分或单元出现非常规的迅速生长，势必会过量吸收其他部分或单元的能量资源，破坏“机体”内部的平衡关系。因此，保证“机体”内部各部分和单元之间的合理制衡，就成为“机体”维系健康稳定的必要条件。社会上存在的某些腐败现象，从“精神机体”角度看确如溃烂机体，完全失去活性；而从“社会机体”角度看，腐败现象却如同“癌症”，以其不正常的局部“活性”侵蚀整个“机体”的活性，破坏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根除腐败现象需从制度建设入手，消除“社会机体”中部分或单元病态扩展私欲的可能性。

　　三是各类“机体”之间的价值和伦理关系。人们的追求如果在某一类“机体”上过度投入，同样会出现失控现象，导致价值观错位和伦理意识淡漠。如果人们没有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权势，不仅会破坏社会秩序和生态环境，还会污染人们的心灵。在“人工机体”和“社会机体”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只有“精神机体”的健康发展，才能引领人们追求高雅的生活情趣，理性地对待生活、事业和人生，由此带来人类社会的和谐和持续进步。机体哲学研究有助于处理好各类“机体”协同发展的关系，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新的时代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和对策上的启示。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