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效率研究综述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国外养老保险制度效率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经典文献可以追溯到由保罗?萨缪尔森提出并由戴蒙德(Diamond)发展的世代交叠模型。 这一模型考虑了不同代际间经济个体的差异,分析和解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经济行为差异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开创了在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下研究养老保险制度的先例。“世代交叠模型”现已成为分析养老保险的主要工具。 戴蒙德认为,如果存在一个中央决策者,要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对于社会的资本积累以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消费的最优安排应该是社会的利率水平等于人口增长率。这也是200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提出的资本增长黄金律。
亨利?艾伦(Aaron)以帕雷托效率为标准,给出了养老保险制度选择的“艾伦条件”。艾伦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引进生产和投资,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一因素修正了萨缪尔森模型,指出,养老金的增长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当市场实际利率小于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时,现收现付制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代际帕雷托最优。后来人们把这一观点称为“艾伦条件”。
费尔德斯坦(Feldstein)研究了现收现付制对私人储蓄的负面效应。他认为,现收现付制度不能增加政府的储蓄;同时,征收个人社会保障税对私人储蓄有“挤出效应”。据费尔德斯坦估计,美国的社会保障计划(即现收现付制度)降低个人储蓄40%左右。 他认为,基金制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提高储蓄,提高经济效率。
巴罗(R. J. Barro)构造了一个具有利他主义因素的生命周期模型,得出了养老保险对家庭储蓄影响的“中性理论”。巴罗认为,现收现付制导致私人储蓄减少的结论是建立在一个简单生命周期的储蓄模型上,必须要求完全的竞争市场和不存在遗赠。而在有遗赠的条件下,利他主义所导致的遗产会抵消现收现付制下的收入转移,社会保障的资产替代效应将会被消除。如果私人部门的遗产机制能够完全抵消养老保险体系的公共转移支付,在这种状况下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不影响储蓄。
戴蒙德和莫里斯(Diamond and Mirrless)的研究指出养老保险制度可能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扭曲。 但巴尔(Barr)指出,模拟养老金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相互抵触的结论可以由以下几方面来解释:模型选定的不同;给付和税收的差别对待;样本选取的不同。
奥尔巴科和科特里科夫(Auerbach and Kotlikoff)创立了55期的动态生命周期模型(A-K模型),对现收现付制向完全积累制养老模式转轨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养老金的私有化改革将增加长期稳态经济的资本存量和产出水平,激励劳动供给和提高净福利。 当然,这一研究结论在后来的学者中受到不少质疑。比如,霍尔兹曼(R. Holzmann)对智利社会保障改革的实证研究表明,积累制对储蓄的正面影响不明显。 尼古拉斯?巴尔、大卫?怀恩斯认为,在对储蓄的影响上,基金制的结果与现收现付制方案下的情况完全相同。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内学者对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开始较晚,但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体看,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效率相关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经济效率方面。
关于基础理论研究。穆怀中依据人口结构理论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归纳提炼出了社会保障负担系数模型和劳动生产要素投入分配系数模型,进而提出了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模型。 柳清瑞、穆怀中认为,完全积累制中个人从实际缴费到个人账户开始,只要市场利率大于人口增长率,它就能够明显改善福利,从而实现帕雷托效率。 郑功成对社会保障的理念、制度与实践进行了思辨性研究,并论证和提出社会保障是调节收入分配的基本制度安排。
关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易纲等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博弈论方法研究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必要性。 柏杰利用世代交叠模型考察了养老保险制度不同安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认为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税率提高,将减少资本形成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彭浩然、申曙光对中国31个地区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降低了居民储蓄率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占居民收入的份额。 何樟勇、袁志刚则认为在当前实际经济运行处于动态无效区域时,实行“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不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现收现付制仍是当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 柳清瑞、穆怀中分析认为在经济达到竞争均衡的条件下,养老金替代率与私人储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养老金替代率的提高将引起资本存量的下降。 徐景峰、田存志基于我国的宏观经济时间序列,考察了养老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养老金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养老金投资对产出的贡献要远小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
关于社保基金与资本市场。李绍光研究了养老金制度变迁过程中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耿志明、魏加宁、劳动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和博时基金公司对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进行了一般性研究。林义从制度安排和制度供给方面提出进一步实现中国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良性互动的一般性制度约束条件,并指出,在国内外既有的研究文献中,大多关注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的量的关联,而立足于制度分析层面的质的研究则非常少见。事实上,无论是何种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都呈现出独特的制度演化特征,养老基金是否或如何参与资本市场显然受诸多内在因素的制约。
关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效率。王晓军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向部分积累制转轨的隐性债务和养老保险基金长期平衡进行了精算研究。 邓大松等针对中国实际构建了养老保险基金精算模型并进行了敏感性分析;路和平等、何平、宋晓梧运用保险精算学对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的长期均衡进行了测算,分析了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因素。朱青从财政、税收和金融的角度分析了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研究养老保险制度转轨和基金运营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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