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管理学的效率观

西方的行政管理学较早地引入了效率概念。早在1887年，伍德洛?威尔逊就在《行政学之研究》一文中将提高效率作为行政学研究的根本目标。《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中“行政效率”词条为：“在一定时间、空间内行政活动付出的代价与取得的成果之间的比率”，并且，“判断行政效率的高低是很复杂的，不限于计量人、财、物等的投入和产出的比率，还包括对社会效益的评估”。 高惠珠认为，投入一定量的行政成本之后，获得管理对象的满意度或幸福度指数，可视为政治伦理学范围的效率概念。

20世纪40年代，西方学界中，围绕着以行政活动的效率为主题的争论产生了几个学派，这些学派对于行政效率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把“投入—产出”作为衡量效率的核心，并强调行政活动的“量”，比如传统学派和计量学派；另一类认为行政活动要符合一定的价值标准，强调要从外部的评价来认识和判断行政效率，主要有决策学派、行为学派、法律学派、系统学派等。

在企业管理领域，管理效率在泰勒（Taylor）开辟的科学管理阶段开始被关注。企业管理学认为，管理效率是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工具研究管理状况的一种科学方法。广义的管理效率是指企业管理活动中总的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狭义的管理效率是指管理活动本身所耗费的成本（主要指管理费用）与所带来的收益的比例关系。由于效率本身并非是充分的实证分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价值分析。

（三） 社会学的效率观

近年来，社会学也开始关注效率问题，提出了社会效率的概念，并对社会效率的内涵和特征进行了研究。余源培认为，效率是经济的，又不仅仅是经济的，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着一个社会整体效益问题。 有学者给出了社会效率的定义，社会效率是指社会经济资源，包括物质、非物质资源的投入与相应社会效益产出的比率，社会效益包括环境改善、机制更新、福利提高及社会和谐等各个方面。 社会效率反映的是关于人及其组织制度与所发挥的社会效能之间的关系，是机械效率和经济效率概念的衍生和发展。社会效率是一个相对概念，虽然从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上说，社会效率也是在寻求一种均衡状态，但这种均衡不是“帕雷托最优”所要求的绝对均衡。社会效率也不像技术效率那样追求一种恒定的技术指标，很难用准确的数字来衡量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关系。社会效率在讲时效性和速度的同时，更强调办事的程序化和目的性。

（四）法学的效率观

法的效率。张付成指出，作为法的价值取向的效率有不同层次的含义。首先，可以分为程序效率和实体效率。前者指法的内容选择对司法程序中成本支出的最低化影响，后者指法的内容对社会关系主体取得的利润最大化的影响。其次，个体效率和社会效率。前者指法的价值取向倾向于使个体利润的最大化；后者则倾向于维持社会整体利润的最大化。再次，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纵向层次来看，效率可分为近期效率和长期效率。

法律效率。危怀安认为，法律效率=法律收益/法律成本×100%。法律收益包括法律供给主体的经济、政治、社会、伦理收益等；法律成本是指法律活动主体投入的时间、人力、资本等支出及相应的机会成本。从内容看，法律效率包括经济、政治、社会、伦理效率等。从参与法律活动的不同主体来看，法律效率可细分为：立法效率、司法效率、执法效率和守法效率，法律效率是这四者的加权求和。

此外，包含于法学门类中的政治学也引入了效率概念。如布坎南分析了分配制度对于政治效率的影响，诺斯、科斯等主要从产权、交易成本角度探讨了政治制度效率。李屏南、朱国伟指出，政治效率包括政治文化效率、政治制度效率、政治机构效率、政治行为效率等。

（五）哲学的效率观

哲学的效率观主要体现于伦理学中。伦理学意义上的效率概念，最初是功利主义效率概念，即以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总效用为目标。功利主义的目的是对“物品”进行再分配，以便使社会成员的总效用达到最大化。 其代表人物边沁提出，“是否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衡量一切行为和制度之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功利主义籍此对禁欲主义、神学等进行了有力批判，但其效率观，因其存在功效和道德方面的理论缺陷而受到质疑。一方面，功利主义效率概念中的社会总效用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无法计算。另一方面，“因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总功利会允许、甚至要求(至少是可能要求)社会上一部分人过一种贫困的奴隶生活，只要他们的劳役对他们主人制造的功利超过他们自己的负功利(disutility)”。 功利主义通过幸福、功利等概念把社会性的效率观念表达出来，并发展成为伦理学的重要范畴。

因为存在道德方面的缺陷，功利主义的效率观受到罗尔斯（John Rawls）的批判。罗尔斯认为，自然权利即立法的主要目的就是社会公正。按照罗尔斯的公正原则，所有的社会基本物品——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都应该被平等地加以分配，除非对这些物品中的一些或全部进行的不平等分配会使最少受益者获益。 这实际上是把效率包含在广义的社会公正目标之中。

综上，围绕产出/投入的基本效率内涵，不同学科对效率概念赋予了不同的具体含义，总的方向是将效率概念从单纯指经济效率向社会效率、政治效率、管理效率、法律效率甚至文化效率等方面拓展，更全面地看投入和产出的内涵。虽然这些学科里面也都有学者引入了经济效率的计量研究方法来研究效率问题，但并不排斥对效率的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也就是说，各个学科在吸收、借鉴经济学效率概念的同时，并没有机械地照搬经济效率的概念和研究方法，而是根据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赋予效率概念也即投入和产出以更加切合实际的内容。